南方和北方的冬天不太一样，北方的雪白茫茫地覆盖满整个地面，南方的雪阴沉沉地连绵万亩天田。

广州的冬天阴沉沉的，落地窗阻隔住外面阴湿的寒气，房间里是恒温，干湿度都有电子表实时监测。但每到阴天，手腕上的旧伤还是钻心的疼，像乌云在我伤口里翻涌。

可能是因为没开灯。我从窗边的小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去床头按开房间里的灯。

房间里暗沉沉的，我的身影又遮挡住按键，只好凭着记忆瞎按一通。

灯开到最低的亮度，我听到有人在叩门。

“吴先生。”

手腕上的伤还是很痛，房间里似乎还是太暗，我又把亮度调高了一档。

“请进。”

门锁退出闸道的声音很清晰，清脆地落在这个沉甸甸的屋子里。

脚步声延及到我身侧，一道暖粉色掠过余光：“我看到您按了护士铃，是手伤又犯了吗？”

我应了一声转头看向她，其实我根本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有按过护士铃，大概是刚才误触了。

护士转身去准备热敷的东西。

她蹲在我身前，将我的手腕托在她掌心上，室内昏黄的灯光照着手腕上横竖交织的几道伤口，分出几条明暗面。

护士把调好温度，持续生热的条带缠在我手腕上然后站起身点燃了床头柜上搁置的香薰。她一边甩灭火柴一边道了句流程化的结束语然后退出了房间。

我低头盯着手腕，热意沁进发霉灰败的躯体，暖和血管里冰凉的血液，手腕上的伤痛渐渐平息。

大概今晚能睡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房间里涌来很多人，异常忙碌，抄家似的进来手上却又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我的东西。

混乱之中我匆忙拉住一个看着还算面熟的人。待他一转过来，才发现是我爸的秘书，还没等我问出口他已经先从我眼里解码出问题，拉着我说：“吴先生，转院的手续已经办理好了，您的东西也已经收拾好放在车上了。”

“为什么这么突然？转院去哪里？”我问。

秘书一边指挥着人群，一边抽空回答我的问题：“转院去北京。他已经查到您的位置了，吴总觉得您还是在北京会更安全。”

北京？我极力抗争，挣脱他的束缚：“我不去北京！”

“小吴总也在北京。”秘书转头静静地盯着我，“你不想回去见他吗？”

我坐上了安排好的车，秘书还没上车，车子停在楼下等他，迟迟没有发动。

我靠在车的后排的靠背上闭目养神，已经开始排练见到我哥的场景。

我已经半年多没见过他了，媒体一向将他看得很紧，没传出他结婚的消息，我很放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新闻也没有他的消息。

我爸偶尔和我打电话确认安全的时候，我还因此问过他，我问他我哥为什么最近没上新闻了？我爸说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不是明星，不过也随时可以让我哥参演他投资的电视剧，反正我哥顶着那张脸去出演知名投资商的实力剧本，层层头衔加起来肯定会大爆。

我凭着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私心拒绝了。

虽然说我来广州这半年他从来都没来看过我，甚至连电话都没有给我打过一次。但是我想他肯定是和小时候那一次一样，都有原因不是真的要抛弃我。

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宽容他的冷漠，谁叫他是我哥呢。

“放开我！放开我！”

一道刺耳的声音硬生生穿透面前车窗的隔膜。

我闻声凑过去摇下一截车窗，细密寒冷的湿气打进来冻得我打了一个哆嗦，从缝隙里看见秘书和一堆人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人从狭窄的医院大门里出来。

等他们走近了一些，我才看见他们是扭送着那个人从大门里出来，活像押送犯人。

他身上也穿着这家医院的病号服，身上缠着粗绳五花大绑地捆着，双臂被反剪在背后，歇斯底里地喊着：“放我出去！你们这是非法监禁！我要见我的代理律师！”

秘书对此充耳不闻，任凭他一遍遍地嘶喊，旁边的人也只回答沉默和侧目而过。

他们押着那个人一路朝后面走过去了，我只能从车窗外的后视镜看见秘书联合其他人又推又搡地将他扔上后面那辆车，急匆匆地将车门砰地一声砸上，如释重负地拍了拍手，抬脚踹在车门上：“妈的，这才是真疯子。”

秘书在那骂完才朝着我们这辆车走过来，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来吩咐道：“开车去机场。”

司机应声启动车子，缓缓开出医院。

“吴总。”

秘书大概是在和我爸打电话，他带着耳机，我听不清那边的声音，只能听到秘书这边断断续续的对话。

“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很顺利，按您说的就同意了。”秘书从后视镜划了我一眼。

“也带上了。”

后面就是一句接一句的“好的好的”，听着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