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比莫得闲更让人恼火的人。

这话得从南京那会儿说起。1937年冬天，冷得像全世界都冻僵了。我在金陵兵工厂外头的阵地上，守着那门瑞士国造、却总是卡壳的苏罗通ST-5型20毫米机炮。炮弹打一发卡一发，洋鬼子的东西到了中国水土不服，跟我一个德行。

莫得闲就是那时候从兵工厂里钻出来的，满手黑油。他蹲在炮旁边研究了半天，然后抬头看我：“你这炮，没调水平。”

“废话，”我吐了口唾沫，“能打就成，调什么水平？”

他没接话，从工具袋里掏出些奇形怪状的家什，叮叮当当敲打起来。炮弹呼啸过头顶，远处火光冲天，他却像在自家后院修板凳。一刻钟后，他说：“试试。”

我半信半疑地装填、瞄准、击发——炮弹顺畅地滑出膛线，在三百米外炸开一团还算像样的火花。

“行啊，”我挑眉，“兵工厂的？”

“钳工。”他擦擦手，“莫得闲。”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连同他那副天塌下来也要先拧紧螺丝的德行。后来想想，那大概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不同——在所有人都慌不择路的时候，还有人能专心对付一颗松动的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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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陷落那天，我和我的炮被冲散了。大部队撤退的命令来得突然，等我拖着那门宝贝炮赶到江边，船已经开走最后一班。我对着长江骂了一整夜，骂长官，骂日军，骂这该死的战争，最后骂自己蠢。

天亮时我决定回城里看看。穿过中山门，南京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南京。街道上弥漫着一种我不愿细说的气味，瓦砾堆里露出半截烧焦的衣袖。我吐了，把胃里所有东西都吐了个干净。

然后在一条小巷里，我看见了莫得闲。

他蹲在一堵断墙边，手里拿着锤子和凿子，正专注地在一块石头上刻字。枪声在不远处响起，他连头都没抬。

“喂！”我压低声音喊他，“找死啊？”

他抬眼看看我，又低头继续刻。我凑近了看，石头上已经刻了三个字：“得”、“闲”、“谨”。他正在刻最后一个“制”。

“这是什么毛病？”我问。

“物勒工名。”他平静地说，好像我们是在茶馆闲聊，“老祖宗的规矩，做的东西上要刻自己的名字，出了事好负责。”

我盯着他看了十秒，确定这人疯了。满城都是死人，他在给一块破石头签名。

但他刻完最后一笔后，我看见他的手指在发抖，抖得几乎握不住凿子。他站起来，环顾四周的废墟，然后开始干呕。没有东西可吐，只是剧烈地痉挛着，眼镜滑到鼻尖，整个人蜷缩起来。

我扶住他，感觉到他在颤抖，那种从骨头深处透出来的冷。

“走吧，”我说，“此地不宜久留。”

他没回答，只是死死盯着那块刻了字的石头，仿佛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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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他看见了兵工厂里没逃出去的工友，看见了巷子深处不该看的东西。战争把每个人都变成碎片，只是有些人碎在外面，有些人碎在里面。

莫得闲碎在了里面。

我们跟着难民潮往西走，像两条被冲上岸的鱼。他带着一家老小——一个本该五代同堂，如今只能抱着祖宗和小辈们牌位不肯撒手的老太爷。我则拖着我的炮，或者说，我的炮拖着我。

1938年，我们到了宜昌。山城潮湿，雾气终年不散，像是给伤口裹了层纱布。我在城防部队混了个闲职，每天擦炮、骂人、领粮饷。莫得闲在码头找了活，还是干钳工，修轮船、修起重机、修一切能修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去码头看他工作。他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磨破了也不补，工具摆得整整齐齐，每完成一件活计，就在不起眼的地方刻上“得闲谨制”四个小字。

当然，还帮我修我的苏罗通。

“毛病还没好？”有一次我问他。

他没抬头：“这不是毛病。”

“那是什么？”

“规矩。”

我嗤笑，心里却有点羡慕。在这朝不保夕的年月，他居然还能守着某种规矩。

安稳日子过了不到两年。1940年，日本人又打来了，这次是冲着重庆的门户。宜昌城里人心惶惶，我接到命令要随部队转移，可等我赶到驻地，大部队已经开拔了——又一次。

我站在空荡荡的营房里，看着墙上的作战地图，忽然觉得可笑。三年了，我从南京逃到宜昌，从正规军逃成散兵游勇，现在又要逃。

但我没逃。我做出了这辈子最蠢的决定：去找莫得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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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止镇藏在宜昌以西的深山里，地图上都难找。镇上的人早就跑光了，剩下空屋子。我带着我的几个手下安顿好后已经是傍晚时分，莫得闲正在镇口修理一架废弃的水车。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敲敲打打，对周遭的荒凉视而不见。

“这地方不错，”我凑上来，“够隐蔽。”

他看我一眼：“你决定要跟我们一起留下，不去追大部队了？”

“大部队走得太快，我跟不上。”我面不改色，“况且有你在才有我的苏罗通，我暂时还离不开你。”

他冷哼一声，像之前千百次一样骂了我一声“渣兵”，然后递给我一把扳手：“帮忙扶着。”

我们就这么在戈止镇住下了。他修好了水车，又修好了几间还能住人的屋子，甚至在屋后开垦了一小片菜地。我每天擦炮、巡逻、然后看他忙来忙去。

他那种“谨制”的毛病在戈止镇变本加厉。不只是修理东西，他开始改造一切：给锄头加装更结实的木柄，把菜刀磨得异常锋利，将烧火棍打造得尖利到能捅死野猪。每件经过他手的东西，都会刻上那四个字。

“日本人打不到这儿，”我说，“深山老林的。”

“谁知道呢。”他答非所问。

老太爷经常坐在门槛上，望着东南方向发呆。有一天他忽然说：“我的猪丢了。”

“什么猪？”我问。

“从南京带出来的猪，走到半路丢了。”老太爷混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家里不能没猪。‘家’字怎么写？屋顶底下要有猪。”

莫得闲停下手里的活，低声说：“爷爷，等安稳了，我再给您买。”

“不一样，”老太爷摇头，“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