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温眠可以下床走动了。

左眼的纱布拆掉了，但那只眼睛依然蒙着医用眼罩。医生说角膜损伤太严重，虽然做了紧急手术，但视力恢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眼罩要戴至少三个月，之后才能评估是否需要进行角膜移植。

脸上的烧伤进入了恢复期。红肿消退了些，但留下了大片暗红色的疤痕，凹凸不平，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颌。左手手臂和手背也是如此，像被火焰舔舐过的土地，寸草不生。

镜子成了病房里最危险的东西。温眠偶尔会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掀开半边脸上的纱布，看着镜子里那张陌生的脸。一半完好，一半狰狞。像一幅被撕裂又胡乱拼贴的画。

她看得很平静，平静得让沈延之感到不安。

“别看太久。”有一次他忍不住说，从后面轻轻环住她，把她的脸转向自己。

温眠没反抗，只是问：“吓人吗？”

“不吓人。”沈延之说，吻了吻她完好的右脸颊，“只是……心疼。”

温眠没说话，只是靠在他怀里，闭上眼睛。

她能感觉到沈延之的变化。他更小心翼翼了，说话轻声细语，动作放得很慢，像对待一件随时会碎裂的玻璃器皿。他包办了一切——联系医生，安排复查，办理各种手续，甚至包括每天的三餐，都要亲自过问。

起初温眠很感激。感激他在她最脆弱的时候没有离开，感激他承担了所有她无力承担的事。但渐渐地，那种感激里混入了一些别的东西。

是窒息感。

就像被包裹在厚厚的棉絮里，温暖，但无法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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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春节。

医院里冷冷清清，大多数病人都回家过年了，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沈延之在病房里布置了一点点年味——窗上贴了福字，桌上摆了一小盆水仙，还给温眠买了一套红色的新睡衣。

“虽然不能回家，也要有过年的样子。”他说。

温眠穿着那套红色睡衣，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远处的天空偶尔有烟花绽开，很零星，像寂寞的叹息。

“想家吗？”沈延之问。

“……想。”温眠诚实地说。

沈延之在她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等你好些了，我带你回去看阿姨。”

温眠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她的手在沈延之掌心里，很凉。

晚上八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沈延之把电视打开，声音调得很小。主持人说着喜庆的贺词，演员们载歌载舞，一切都热闹而遥远。

温眠看着屏幕，眼神空洞。沈延之察觉到她的异样，关掉电视：“不想看就不看。”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温眠说。

沈延之把手机递给她。温眠拨通号码，铃声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妈，过年好。”

“眠眠！”母亲的声音里满是喜悦，“过年好！吃饺子了吗？”

“……吃了。”温眠撒谎，“医院食堂包的，很好吃。”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顿了顿，“沈先生……跟你一起吗？”

温眠看了沈延之一眼：“嗯。”

“那你替我谢谢他。大过年的还陪着你。”

“……好。”

母女俩又聊了几句，大多是母亲在说，温眠在听。家里的年夜饭做了什么菜，邻居送了些什么，春晚哪个节目好看。温眠一一应着，声音很平静。

挂断电话后，她坐在床上，很久没动。

沈延之走过去，想抱她，温眠却轻轻推开了。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她说。

沈延之的手僵在半空，然后缓缓放下：“好。我就在外面，有事叫我。”

他走出病房，轻轻带上门。

温眠靠在床头，闭上眼睛。眼泪从右眼滑下来，浸湿了枕头。

她想起去年的除夕。和沈延之两个人，在他家，吃简单的饭菜，看窗外的烟花。那时候她还完整，还相信未来，还觉得一切都有可能。

一年而已。

却像过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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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温眠开始接受康复治疗。

主要是左手的功能训练。烧伤影响了关节活动，手指僵硬，无法完全握拳。每天上午，康复师会来病房，指导她做各种枯燥的练习——握力球，手指伸展，腕关节旋转。

很疼。每一次弯曲都像有无数细针扎进皮肤和肌肉。温眠咬着牙做，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但从不叫停。

沈延之站在旁边看着，好几次想开口说“休息一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能看出温眠眼里的倔强，那种近乎自虐的坚持。

有一次康复师离开后，温眠累得瘫在床上，左手不受控制地颤抖。沈延之走过去，轻轻握住那只手，用指腹按摩她紧绷的肌肉。

“不用这么拼。”他轻声说，“慢慢来。”

温眠抽回手：“慢不了。马上要开学了。”

“开学可以请假。”沈延之说，“周教授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他说你可以休学一学期。”

温眠猛地转过头：“你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上周。”沈延之说，“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回去上课。休养一学期，等恢复得好些……”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温眠打断他，声音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