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曜在馆中看书，站在书架前翻来翻去地看，终究不便。合上书页又找了几本——连同宋维桢所说的她又想起几本与《说经文要》有所牵连的书。

或许不能说它们与《说经文要》有所牵连，而是《说经文要》这本由谢大学士带头编著的书，是由零星几篇新作和许多释经之卷的断篇联合组呈的集著。

一手集卷，便可纵览上百册经义的精要之处，对于求快求全的人来说，无疑秘笈。然类如陈畊等治经老学究，是很厌恶这股风气的。

读书是很讲究脚踏实地的一门功夫。此举犹如乍然奉小儿一桌山珍海味的筵席，小儿嚼不下，硬生生吞下非但不能立时长成，反而有害！

大学士乃文官之首，当真读书人无其二的典范，谢朝宗要做的事，当然不是一群窝在墨馆里食古不化的刀笔吏能阻挠的。

《说经文要》很快便著成，轰轰烈烈地在各地学馆推开来。

朝堂上下都传着谢朝宗著书立说提拔天下书生的美名。

至于不入鸾台枉读书的鸾台学馆与她不和？那自然很好化解，谢学士三拜陈畊宅邸只为嫡子叩问求师。

鸾台是很清廉的衙门，学士登门、厚礼相邀，自然请得动陈鸾台。

子孙治学乃关乎宗族繁茂的大事，既有低头为子叩师之美，那不和的传闻自然也不攻自破。

至于《说经文要》是否真如陈博士所言那般不堪？倒也不好那样说，只是谢学士为子谋学，是不要她读这本书的。

孟曜不很厌烦这本书，也并不喜欢。中举之后立即叫它抛之脑后，以至于今日重读一回，还要再想到底是要再读哪些书。

它之于读书人的便利和烦难，不能一言以蔽之。

便利在于此乃集成之著，前人经典释义都在卷中；烦难处也在于《说经文要》是集成之著，乍读很平顺，细想似乎不通，再问须得多读几本书来解，或者弃之不解不读。

读书做官，只有会试一道的经义题必定要此书或者集成此书的别书来解。中举之前不得不读，中举之后，读或不读，自然各由心意了。

前世孟曜中举，扪心自问，有许多运道在里头。弃之不解不通之处，恰好不必要用。今生重来，全凭本事，世道变化万千，未必与从前一样。

毕竟，前世并没有捉到那个铜板鸡子贼。她的清白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慢慢澄清。

君子之交淡如水，恰好同窗中并没有叫她必须引为高山流水的知音，孟曜并不很在意同舍生不冷不热的态度，更不会问她们怎样看她。

孟曜抽出几本书，带到馆内静室，寻一张空桌，坐下来铺纸研墨，翻看几遍找来的书，照着《说经文要》内页附着的经义题一做一篇文章。

待文章著成，已经是闭馆时辰。馆内的书童绕着圈儿敲更“驱逐”这群手不释卷的学生，孟曜收拾笔墨，纸上墨痕一干便折进她的《说经文要卷一》里，一本本将书放还架上，归舍去。

一日日这么写着文章。同舍生有听闻馆中来一狂生，书不抄，每抽一书翻看几息便成一作，当日闭馆时书即归还架上。

舍中论之，孟曜过耳不闻。某日，同舍生与她说之，问之者谁？孟曜便道：啊，是我。

同舍生面面相觑，劝她贪多必失，文章哪有她这么做的？

“无事，胡乱行文，句不成章，练笔顺而已。”孟曜轻描淡写地揭过这层，恰好明日便休沐，今夜她也不去馆里写了，稍憩稍憩。

一下笔瞧见她的字，孟曜就不敢再提从前抄书荒废光阴的话。

读书的事，没有什么功夫是白费的，没有那些磨人的反复抄写，十一岁才认字，五年的光阴，哪里平白写成这手好字？

写文章，既费笔又费墨，孟曜算着，下一旬该去换笔了。

时下文风方兴，报纸书谈很盛。一则小小的蟹黄小谈，两竖文字，便可令籍籍无名小食肆的赛螃蟹声名大噪。

啖才食客蜂拥而至，把这间小食肆堵得水泄不通，个个点名要那一味赛螃蟹。

张掌柜大冬天擦着冷汗，这小食肆是死是生，就只看这一遭了，她不敢赌食客中个个都没有老饕那条好舌头；若都用那块蓝布盖的鸡卵，也不够供应食客们这一回点的菜！

只能叫人去寻那一日的小儿郎，叫他好歹饶几个蛋来！

渺渺山上山下奔来赴去地养鸡，没有赶集日的功夫，孟父做着今年最后一批筐匾篮子，冬日的蔑脆，不趁手，做出来的东西少，也没有要去集上卖的，都没往镇上去。

他们不去，张掌柜的人却循着“集日挪场中巨石摆摊儿”的线索寻到孟家村里来了。

要问孟家在村里头出不出挑？那此前别人说不上来，孟母小时候就没什么说头，闷不声儿一个人，后来被孟家推出去服兵役，未有什么钱财口信回来，村里只当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