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的那场暴雨，下了三天三夜。

凌晨两点，值班室的电话响了。凌霄从行军床上弹起来时，白宇已经披上雨衣——那年他刚从医学院分到刑警队，还住在宿舍。

“棉纺厂后巷，”老队长的声音在雨声里断断续续，“死了个女的。”

现场在棉纺厂老家属区后巷。那年月路灯稀疏，整个巷子就靠派出所带来的两盏应急灯照明。水已经淹到小腿，尸体半泡在水里，穿着碎花连衣裙，长发散开，像黑色的水草。

白宇蹲下去时，积水没过他的雨靴边沿。他打着手电筒检查，水光在死者苍白的脸上晃动。

“女性，二十五到三十岁，窒息死亡。”他的声音很年轻，但异常冷静，“颈部有索沟，呈水平状，但前深后浅——是从背后勒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昨晚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他顿了顿，手电筒光照向死者的脚：“她没穿鞋。”

那年月监控还是稀罕物，整个棉纺厂片区只有大门有一个。调出来看，昨晚九点四十七分，死者打着伞走进家属区，之后再没出来。

死者叫陈秀英，二十七岁，棉纺厂挡车工。档案显示，她是返城知青子女，父亲早逝，母亲在厂幼儿园做临时工。

“她是个好姑娘，”老厂长叹气，“就是命苦。谈了个对象，是厂技术科的，本来要结婚了...”

“对象叫什么？”

“赵建军。不过三个月前，建军突然调去深圳分厂了。走之前，两人好像吵过架。”

调查从这里拐进一条泥泞的路。深圳分厂那边回电，赵建军确实在那边，但最近一周请假回老家了，还没回来。

“他老家哪里？”

“就是我们这儿啊。他父母都住城西。”

凌霄和白宇找到赵家时，是下午四点。开门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听说警察来找儿子，手里的茶杯“哐当”掉在地上。

“建军他...他怎么了？”

“他昨晚在哪里？”

老太太眼神躲闪：“在、在家啊...下雨天他能去哪儿...”

但屋里没有男人的痕迹。客厅的烟灰缸是干净的，卫生间只有一支牙刷。白宇在阳台的洗衣盆里，看见了一件湿透的男式衬衫。

“衣服是昨晚换下的？”他问。

老太太慌了神：“建军他...他昨晚是出去了会儿，但很快就回来了...”

“几点回来的？”

“十一点...不，十二点...”

审讯室里，赵建军三十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他是棉纺厂最早一批大学生，原本前途无量。

“我昨晚去看秀英了。”他承认得很干脆，“她要跟我分手，说我在深圳有人了。我们吵了一架，但我九点半就离开她家了。”

“谁能证明？”

赵建军沉默。

雨还在下。第四天，技术科的报告出来了——在陈秀英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微量皮屑组织。血型是O型，而赵建军是A型。

“不是他？”凌霄皱眉。

但更关键的是，法医在死者□□内检测到了□□残留。那个年代DNA数据库还没建立，只能做血型比对——是O型。

案件陷入僵局时，白宇在第二次尸检中发现了被忽略的细节。死者的右手掌心里，紧紧握着一枚纽扣——普通的白衬衫纽扣，但缝线很新，是手工缝的。

“她临死前抓下来的。”白宇把纽扣放在显微镜下，“看，缝线上有血迹，她的血。她在挣扎时扯掉了凶手衣服上的扣子。”

全队开始排查那几天所有买过白衬衫纽扣的人。那个年代，百货商店的纽扣柜台还保留着销售记录。

记录显示，暴雨开始那天下午，棉纺厂供销科的王采购买过一包白纽扣。理由是“衬衫扣子掉了”。

“王采购？”老队长眉头紧皱，“王德海？他可是厂里的老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