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宇手中的手术刀沿着马老三颈部的创口边缘缓缓划开。皮肉向两侧翻开，露出断裂的颈椎骨。第三、四颈椎完全离断，骨茬在灯光下泛着冷白的光。

“创口边缘有轻微的拖刀痕。”白宇的声音在寂静的解剖室里格外清晰，“凶手第一刀砍入后，有约零点三秒的犹豫或调整，刀刃在组织内轻微移动了约两毫米，然后才发力完全斩断。”

他放下手术刀，用镊子夹起一片颈动脉的断端：“血管断端整齐，没有撕裂，说明凶器极其锋利。结合创口深度和角度，可以确定凶器是专业的屠宰刀或砍刀，刃长约三十至三十五厘米，单刃，刃背厚约四毫米。”

监控室里，凌霄盯着屏幕上的画面：“左手持刀？”

“九成把握。”白宇直起身，示意助手转动摄像角度，“你们看死者左侧颈部的浅表划伤——这是试刀伤。凶手先在左侧轻划一刀确认位置，然后从右前方发力。如果是右手持刀，试刀伤应该在右侧。”

他走到旁边的物证台，拿起那把装在透明证物袋里的凶器——一把老式屠宰刀，木柄已经被血浸成深褐色，刀刃上有三处细微的崩口。

“崩口位置和死者颈椎的硬度匹配。”白宇把刀放在灯光下，“更重要的是，刀柄缝隙里提取到了石灰粉末，和土地庙现场的一致。”

审讯室的石灰味

马建国强坐在审讯椅上，双手被铐在桌面的铁环上。他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手腕上的铐子，仿佛在研究什么精密的仪器。

“刀是哪来的？”凌霄把凶器的照片推到他面前。

“我爹的。”马建国强的声音很平静，“他以前是屠户，这把刀跟了他三十年。1979年他上吊前，把刀擦干净，用油布包好，埋在院里的枣树下。他说，这把刀杀过猪，杀过羊，就是没杀过人。可惜了。”

“你挖出来的？”

“上个月回来挖的。”马建国强抬起头，右脸颊的疤痕在灯光下像一条蜈蚣，“磨了三天，磨得像镜子。我想着，要么用它讨债，要么用它了断自己。都一样。”

审讯室的空调嗡嗡作响，但空气里依然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石灰味——来自马建国强的鞋底。他穿着那双沾满石灰的旧解放鞋，鞋边已经开胶，但刷得很干净。

“为什么选土地庙？”凌霄问。

“那里清静。”马建国强扯了扯嘴角，像笑又不像笑，“而且土地公看着呢。我想让他看看，四十五年前的债，是怎么还的。”

生产队账本的数字迷宫

镇档案馆的库房弥漫着霉味和灰尘。

白宇戴着口罩，一页页翻看那些已经脆化的账本。1978年马家庄生产队的秋收记录，用蓝色复写纸誊写，字迹已经褪成浅灰。

“这里。”他用镊子夹起一页，小心翼翼地摊开在阅览台上，“十月十五日，玉米入库记录：总产量八万六千四百斤。但三天后的分配表上，只剩八万三千四百斤。”

少了三千斤。

账本下一页贴着当时的处理意见：“经查，监收小组马德福、马老三、马来顺三人涉嫌监守自盗。但因证据不足，暂不作处理，继续观察。”

意见下方的签名栏，有三个名字：生产队长马振邦，会计马文才，保管员马国庆。

“这三个人还活着吗？”白宇问陪同的档案员。

“马振邦五年前走了。马文才还在，住县城。马国庆……”档案员翻了翻记录，“前年去世的，肝癌。”

白宇继续往后翻。在账本的最后一页，他发现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写在装订线的缝隙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马德福是冤枉的。偷粮的是马振邦和马文才。马国庆做伪证，得了一百斤玉米。”

字迹很稚嫩，像是孩子的笔迹。

“这是谁写的？”白宇问。

档案员凑近看了看，摇头：“不知道。但1978年……马建军的弟弟马建国强，当时应该十四岁。”

井台边的少年记忆

第二次审讯，凌霄带来了账本的复印件。

看到那行小字时，马建国强的眼神变了。他盯着那页纸看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上面的字迹，像是在触摸某种早已褪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