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们下班之后最喜欢来到这里,脱下沾血的皮手套,在烟雾缭绕中豪饮赌博,大声谈笑。
穿梭在包厢的侍应生全都是特权囚犯,他们把自己收拾得比外面的平民还要体面,用一口流利的柏林腔帮军官点菜单,在杯筹交错间熟练地添酒。
他们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主子,偶尔会换来回报,得到半杯剩酒或一块黄油作为赏赐。
比起他们,布拉塞觉得自己更像是误入狼群的一只羊,只会跟在帕里奇的屁股后面走,连目的地在哪都不知道。
帕里奇对大厅里下属们的问候置若罔闻,他领着布拉塞径直穿过一楼的喧嚣,大步上了二楼。
二楼走廊尽头,是一间私密包厢。
帕里奇在门口点了菜,率先入内坐下:“进来,关门。”
晚餐很快送上,厚重橡木门咔嗒合上,将外界喧嚣隔绝。包厢里只剩昏黄烛光,和两张对放的真皮座椅。
布拉塞一直僵立在旁,直到帕里奇填饱肚子,随手丢开餐巾,用下巴示意对面:“坐。”
布拉塞犹豫了。
囚犯在党卫军面前坐下,是死罪。
“我叫你坐下。”帕里奇声音沉了下来,“我不喜欢仰头跟人说话。”
布拉塞战战兢兢落座,屁股只敢沾着椅边。
桌上即便是残羹,也极尽丰盛:半只剩烧鹅、几块精白面包、一大块奶酪,还有半瓶昂贵红酒。
“吃吧。”帕里奇把盘子推到他面前,像在赏一条听话的猎犬,“这是赏你的,为了那些明信片。”
布拉塞不敢拒绝,拿起一块面包,喉咙却绷得发疼。
帕里奇靠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平日里的官威没了,反倒露出几分酒后的松懈。
“摄影师,你知道吗?”帕里奇晃着酒杯,声音低沉,“这里是俱乐部的包厢,最私密,最放松。适合做见不得光的交易,也适合交换情报。”
布拉塞心头一跳,意识到一扇灰色的门正向他敞开:“您想知道什么情报?”
“你上司说,那帮穿白大褂的畜生在做医学实验。”帕里奇把烟灰弹在盘子里,眼神变得阴狠,“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细节,每一个细节。”
布拉塞心头一震,思索几秒钟后,决定如实回答:“他们在进行人体实验,而且死了不少囚犯。”
“这不算什么稀奇事。”帕里奇露出了轻蔑的冷笑,“怎么样,他们又割了哪些器官?你拍的玩意儿是带血的肉块,还是福尔马林泡过的眼球?”
“是注射了药剂,直接打进心脏。”布拉塞本能地往后缩了缩,声音干涩:“您怎么……”
“你想问,我怎么知道?”帕里奇哼了一声,脸上浮现出更加嘲讽的表情,“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优良传统,不止我知道,全集中营的同事都知道。”
布拉塞震惊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帕里奇士官,您似乎很讨厌医生?”
“我不讨厌医生,只是讨厌留在奥斯维辛的医生。”
“这话从何说起?”
帕里奇指尖转着酒杯,眼底掠过一丝轻蔑,酒精让他话多了起来,陷入回忆:“因为留在奥斯维辛的医生,不是真正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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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与德国国防军一同打响战争的,还有一支同样血腥的特殊部队——特别行动队。
他们不直接参与正规战场,却是希特勒东方征服计划中最阴暗残忍的执行者。
希特勒宣称,犹太人暗中操控斯大林,挑起战争。特别行动队的任务,就是紧随德军之后,搜捕犹太人,就地清除。
那年夏天,盖尔哈特?帕里奇就在这支队伍里。
德军不仅要掠夺苏联粮食供养前线与本土,还按照所谓“适度人口理论”,把当地百姓视作可计算的资源。多余的人,一律被贴上“累赘的存在”——男人、女人、孩子,概莫能外。
他们被集中起来,脱光衣服,在深坑前排成队列,一排排被射杀。
国防军将领嘴上反对屠杀,却默契地围捕平民,交给特别行动队处置。南方集团军司令甚至公开宣称,这是犹太人应得的报应。
村庄打谷场上,德军查验证件,但凡有红军证件或声称遗失者,直接拖去树林枪毙。剩下的犹太人也被赶进壕沟,机枪一路扫射,沟壁被鲜血染得通红。
城市里的犹太人同样难逃一死。当地流氓为了德国人一瓶伏特加的赏赐,比猎犬还积极,把角落里的犹太人揪出来,像牲口一样塞上卡车。郊外的大坑旁,衣物堆积如山。亲人赤裸吻别,踩着温热的尸体排队等死。
幼儿连子弹都不配用。帕里奇亲眼看见同事拎起孩子脚踝,狠狠砸向岩石,一声闷响,脑浆四溅。
一位军医当场大哭起来,在其他军医的劝说下,被带走休息了。
8月,党卫队最高领袖希姆莱亲自前来访问。
这个鼓吹铁血净化的领袖,站在坑边检阅屠杀,却被飞溅的脑浆溅满大衣和眼镜。他脸色惨白,扶着车门狂吐。
屠杀结束后,他在车上训话:“枪杀太痛苦、效率太低,必须找到更科学的杀人方式。”
第一波屠杀,已有70万犹太人遇害。
特别小分队的负责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抢着上报最高的杀人数字,以此作为晋升的资本。甚至有些负责人骄傲地汇报说,他们管辖的地区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只剩下纯净的土地。
但这个夏天也有无数队员疯了,许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只能靠伏特加麻痹自己,甚至有人吞枪自杀。为了缓解局面,上级不得不将老队员分批撤回,用新一批队员替换。
帕里奇从血腥前线回来了,为了让他好好休息,上级将他调到了奥斯维辛。
而和军队一同前进的军医们却不能回家,他们的道路还很长,必须跟着国防军继续前进,直到征服尽头的克里姆林宫。
来到集中营之后,帕里奇发现这里的医生过得像上帝。他们风度翩翩,十指不沾阳春水,甚至不用给人看病。
当前线的军医在烂泥里打滚,闻着尸体的腐臭,听着骇人的机枪声时,集中营里的医生们只需要在温暖的实验室里,对着那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囚犯打几针,然后写几篇狗屁不通的论文,发回柏林。
他们靠这种假装忙碌来逃避前线,骗取勋章。偷走了属于战士的荣耀,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每当这时,帕里奇都会想起希姆莱的那次视察。
其实从那一刻起他就看透了,他们发明毒气室根本不是为了效率,也不是为了科学,仅仅是因为这帮大人物受不了血腥味。
他们想杀人,却又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套。所以才有了毒气,有了这帮穿白大褂的技术员。
巴比亚尔沟大屠杀的尸堆蠕动不止,杜布诺镇人民走上流水死亡线,比亚利斯托克犹太大会堂燃起火海,诺沃格罗代克镇砖瓦厂枪毙之声不绝于耳。
当前线医生于黑夜中被炮声惊醒,被伤员的哀嚎声折磨得夜不能寐,集中营里的医生却还沉醉于科研的美梦之中,对真正的地狱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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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段历史:
党卫军医生们对奥斯维辛的盲目崇拜,延伸出一条铁规:首先屠杀犹太人,然后才能治疗自己的人民。
他们将集中营视为另一场战争,将自己视为在种族战争中搏杀的战士。
毕竟,在奥斯维辛当医生,既可以避免生命危险,又能在道德上参与了等同的战争。
——《纳粹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