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党卫军小队长威廉·博格尔坐在门卫室里，百无聊赖地在桌上搭着橡胶棍。

即使是轮值守大门的时候，他依然不忘改进自己发明的博格尔秋千，好让落在他手里的犯人骨头碎得更烂。

两束刺眼的车灯切开了夜色，一辆黑色雪铁龙轿车无视标识，直接停在了坡道大门的横杆前。

“又是哪个不懂规矩的蠢货，宵禁后还要进营地？”博格尔满脸戾气，踹了一同值班的门卫一脚，“去，赶紧打发走，除非是柏林来的大人物。”

士兵跑出去没多久就折返了，脸色煞白，连声音都在打飘：“长官……您最好亲自看一眼。”

博格尔皱着眉走出岗亭，被冷风吹得缩了缩脖子。他走到车窗边，不耐烦地敲了敲玻璃：“请出示证件！”

漆黑的车窗降下几寸，一只手指夹着暗红色封皮的证件伸了出来。借着岗亭昏黄的灯光，博格尔漫不经心地翻开封面，呼吸瞬停。

证件内页上印着猩红色的编号：190002。

纳粹党早期的元老编号！

比起这个数字，他的编号长的不像话，简直就个新兵蛋子。

视线再往下移，证件照上的军官英俊绝伦，有着雅利安人理想中雕塑般的轮廓。面对相机镜头依然保持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带着独属于纳粹精英的傲慢。

博格尔的视线继续下移，落在了名字那一栏：霍斯特·舒曼。

居然是老熟人。

“舒曼医生？”博格尔立刻收起了所有的戾气，“我就知道！只有您会在这里如此游刃有余，松弛得就像在逛后花园！”

“少拍马屁，博格尔。”车窗缓缓降到底，露出一张足以登上种族宣传海报的英俊脸庞，“听说你最近玩‘秋千’玩得很开心？”

“消息能传到您那里，是我的荣幸，长官。”博格尔脸上堆起笑容，“大家都以为您高升去柏林了，没想到还能再见到您……”

在奥斯维辛，认识舒曼的人不多，博格尔算是其中一个。

1941年8月，舒曼转到了奥斯维辛，每天下午都会穿着白大褂，准时出现在筛选囚犯的坡道上。他高高在上，用漠然的眼神将一列列犹太人分为生者与死者。

那时候的奥斯维辛还是个破破烂烂的小营地，其他医生总是在这儿呆几个星期就走了。

唯独舒曼像颗螺丝钉，钉在奥斯维辛整整2个月。直到柏林派来常驻医生，这位精英才被调去了别的屠宰场。

“我这次是来正式上任的。”舒曼的手指敲着车窗的镀铬条，“柏林在奥斯维辛给了我一间新实验室，带X光机和一整套操作设备。”

“真的？您要常驻？”博格尔来了兴趣，“现在主营已经有4家医院了，您要常驻在哪一家？”

“第10区。”

博格尔愣了一下：“可只有19、20、21区，以及28区是医院。10号楼现在还是囚犯宿舍，关押着……”

“不管里面关的是什么，都清空。”舒曼打断了他，“柏林已经批准了，从明天起，10号楼将从营地体系里独立出来，改造成封闭式的医学实验中心。”

博格尔有些惊讶，但他不太懂医生的事情，只能问：“这几年您呆过那么多集中营，最后为什么还是选了奥斯维辛？”

“没错，之后我又去了不少集中营当值，可哪里的囚犯都一样无趣。萨克森豪森的囚犯太爱祈祷，拉文斯布吕克的女人又崩溃得太早，只有这里的实验品最值得回味。”

博格尔一阵口干舌燥，咽了口唾沫：“有什么区别，犹太人不都是一样的货色吗？”

“当然不一样，这里的囚犯总能带来更多乐趣。”舒曼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微笑，“还记得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个赌约吗？关于一只小翠鸟的。”

“赌约？”博格尔愣了一下，“那个在更衣室跟您聊了一会儿的女士？”

“没错。她坚信她那个只有16岁的儿子，能凭借聪明才智在这里活到最后。”舒曼勾起嘴角，仿佛想起了什么有趣的笑话，“所以我第一天就找到了那只小翠鸟，亲手把他扔进了只能活几个月的特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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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17区门口的打饭大棚。

亚撒和谈笑简刚领餐没几分钟，大块头就已经风卷残云吃完了自己的晚餐。

他意犹未尽地用手背擦着嘴，看着两个伙伴慢条斯理地进食，肚子里发出雷鸣般的抗议：“唉，每天就这么点汤水，吊命都不够，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正感叹着，一个男人无声无息地走到他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