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城的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憋着一场雨。顾谨言走出廊桥，那层薄薄的晨光被玻璃门切在了身后。

出口有人举着一张打印纸，上面三个字：顾谨言。举纸的是个年轻男人，穿便装，但站姿一眼就能看出是同行——笔直，肩膀端得很平。她走过去，对方立刻收起纸，点了下头：“顾姐，我是刑总命案支队郑东。陈队让我来接你。”

顾谨言点了下头：“辛苦了。”

车子开进市区。

她靠在车窗边，脑子里还在转C市白板上那些名字——林海生、毛九龙、张洋。三个名字，三条线索，缠在一起，解不开。

刑总大楼不算新。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站在办公楼门口抽烟，晒得黝黑，眼角的纹路很深。看见车子进来，他把烟掐了，用鞋尖碾了一下。

“陈援朝。”他伸出手。

“顾谨言。”她跟他握了一下，递过案卷。陈援朝接过来没翻，夹在腋下，领着她往里走。

会议室桌上摊着一排文件夹，墙上白板贴着张洋的照片、现场平面图、物证清单。纸边角微微卷起，有些地方被反复翻折出了毛边。

陈援朝坐下来，又摸出一根烟。打火机打了两次才着。他吸了一口。

“张洋这个人——在容城活得像影子。”他弹了弹烟灰，“他住的那个城中村，邻居只知道他姓张，连全名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每月三百块的房租，一住就是三年多。中午出门，晚上回来，有时候连着几天不露面。你问他，他自己也说不清。”

顾谨言摊开笔记本，没急着写，“那他平时用什么跟别人联系？”

“一部老式功能机，二手市场淘的。”陈援朝把现场照片推过来——手机在床底下找到的，屏幕碎成了蜘蛛网。“通话记录里就两个号码，一个跟房东偶尔有往来，另一个从来没打通过。号段不存在，跟你们那个林海生的号码一个情况。”

他抽出一页短信截图，拍在桌上。“被害前两周收到一条——‘钱备好，等我信’。用虚拟号码发的，源头追不到。”

顾谨言拿起那张纸，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等于说，他被人牵着鼻子走。”

“对。”陈援朝翻开一个文件夹，“张洋有两张银行卡，平时交替着存钱，但金额和时间没有规律，有时一周存两次，有时半月一次，三年下来攒了二十多万。”

他把银行流水翻到后面几页，手指点着被荧光笔画出来的数字。“被害前几天，张洋突然开始集中取款，不到一周，两张卡里就只剩几十块了。”

顾谨言接过流水单，一页一页地翻着。单看每一笔都没什么特别的，但连在一起，就像看到一个人被什么东西追着往前跑——急促，慌张，带着一股孤注一掷的味道。

她合上流水单，推到桌子中间，“他在赶时间，可惜没有赶上。”

陈援朝没说话，往后靠了靠，椅子发出一声吱呀。

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纸，推过去。

一张手绘人像。

铅笔勾勒的线条很淡，五官却画得清清楚楚：国字脸，窄框眼镜，眉眼疏朗，鼻梁挺直，嘴唇薄而抿得紧。穿着一件深色衬衫，领口扣得规规矩矩。大概四十出头。

“张洋有个邻居是画画的。他说张洋被害前几天，看见这个男人在巷口跟张洋说话。”陈援朝弹了弹烟灰，“他就见过一回，那个男人不是附近的租户。我们后来做了人像比对，没找到匹配的。”

顾谨言端详着那张素描。脑子里闪过毛九龙的脸——瘦长，颧骨高，眼窝往里陷，跟画像完全是两个人。她盯着那张纸，忽然想到：如果林海生真的存在，他会不会也有一张这样轮廓分明的脸？又或者，他早就换了名字、换了面孔，藏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

她把素描放下，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掏出手机，给王明拨了过去。

C市那边，孟宪昌把容城传过来的银行流水和素描画像打印了出来，贴在毛九龙的入狱照旁边。耿建站在白板前看了半天，回头说：“这俩站一块儿，谁都不会觉得他们认识。”

免提开着，顾谨言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画像不一定是林海生，这条先挂着。”

“但他们认识的林海生，未必是同一个人。”王明用笔帽点着林海生的名字，“所有线索都往这三个字上指，可我们连他是不是真叫这个名都不知道。”

“画像只能参考。”顾谨言说，“先挂起来，别往深了扎。”

王明在素描旁边打了个问号，把笔转向银行流水。“说回张洋的钱。看着像是林海生给他的日常开销，他舍不得花，存下了。”

“也可能不是舍不得。”孟宪昌翻着手上的资料，“张洋这个人，每个月除了房租和吃饭，几乎不花钱。水电掐着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买过。把所有能省的都省下来攒着，肯定有个念想在撑着他。”

“给谁攒？自己还是别人？”耿建问。

“不好说。”王明把笔放下，“容城那边说他死前那几周很反常——开始变卖东西，旧货市场去了好几趟，手表卖了，乱七八糟的小物件也卖了，七拼八凑也没凑出几个钱。还去问过□□的价，五百块一套身份证，他没舍得做。”

耿建愣了：“他连五百块都拿不出来？”

“拿得出来，但那时候他四面漏风，”王明继续翻着走访记录，“欠着十几万高利贷，窟窿填不上，追债的又催得紧。”

“四面漏风的不止他一个。”孟宪昌把茶缸放下，“那个戴帽子的女人也在赶时间。”

王明把白板翻了个面，在空白处写下“戴帽子的女人”，旁边打了个问号。“容城那边走访张洋的邻居，问出个新情况——被害前两三天，有个女邻居加班回来晚了，在路口看见张洋跟一个女人面对面站着。那女人戴了顶浅色宽檐帽，帽子上别了朵布艺花。两人都没说话，就那么对着站了大概一分钟。女邻居第二天跟房东聊起来，房东说张洋在这边没有女性朋友，还笑她是不是看花了眼。”

“花？”耿建抬起头，“那个手语老师上次说的也是戴帽子的女人，帽子上有没有花？”

“他说的是深色渔夫帽，没提花。”孟宪昌扫了一眼之前的走访记录，“但帽子这东西换起来太容易了。她要有意用不同的帽子混淆目击者的记忆，那这人反侦查意识不低。”

“还有包。”王明把材料往下翻了翻，“女邻居说那女的拎了个小包，颜色她说不清楚，一会儿觉得是黑的，一会儿又觉得像墨绿。但她肯定那个包不是皮的，是布的。这个特征跟张洋被害时身边那个布包很像——深蓝尼龙布包，大小也差不多。”

“也就是说，这女人在张洋被害前两三天，很可能就是拎着那个布包来见他的。”顾谨言说，“头发和纸条可能都是她留的——头发把张洋和毛九龙拴在一起，纸条确保我们不会漏掉毛九龙。她做这些不是为了帮我们破案，是想借专案组的手，把毛九龙背后的人挖出来。”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那她现在在哪儿？”耿建问。

“不知道。”王明搁下笔，“但她不会停。”

顾谨言挂了电话。陈援朝已经站在门口等她，手里拎着车钥匙。窗外的天色暗了大半，路灯刚刚亮起来。

“走吧，去城中村。那个房东还在，我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