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我追了上去，“您还没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她停下了脚步，但没有回头。她背对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找到另外五块葬玉。然后来找我。”

“您知道另外五块在哪？”

“我不知道。”她说，“但有人知道。”

“谁？”

她没有回答。她继续往前走，竹杖敲在路面上，发出笃笃的声响。那声音很有节奏，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敲一面古老的鼓。她走得很慢，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的。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拐角处。

接下来的两天，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复研究那本《柳氏水经》和两块葬玉。我试图找出葬玉的规律——它们的纹路是否有某种逻辑，它们的材质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但无论我怎么看，它们都只是两块灰扑扑的石头，沉默着，不肯透露任何秘密。

第三天早上，我决定去找柳三娘。

她住在村东头，一座独门独院的土坯房里。房子很旧了，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黄色的土坯。屋顶上的瓦片也缺了不少，用塑料布盖着，压了几块砖头。院子里种着一些蔬菜，豆角爬满了架子，西红柿红彤彤地挂在秧子上。

我走到院门口，看到柳三娘正坐在院子里的一个马扎上，手里在择一把青菜。她把菜叶一片一片地摘下来，放在身边的篮子里，动作很慢，但很熟练。她的眼睛虽然是闭着的，但她的手准确地找到了每一片需要摘掉的叶子，像是她能“看到”一样。

“来了？”她说，没有抬头。

“来了。”我说。

“进来坐吧。”

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有一股泥土和青菜的气息，还夹杂着一种淡淡的草药味。我在她旁边的另一个马扎上坐下来。马扎很矮，坐上去膝盖几乎顶到了下巴。

“您上次说，有人知道另外五块葬玉的下落。”我说，“是谁？”

柳三娘没有回答。她继续择着菜，手指在菜叶间灵活地移动着。一片一片的黄叶被她摘下来，丢在地上。她的动作很专注，像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等了一会儿，又问了一遍：“那个人是谁？”

柳三娘停下手里的动作。她抬起头，面朝着我的方向。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但我感觉到她在看我。

“你确定要知道？”她问。

“确定。”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说：“那个人，是你舅公。”

我愣住了。

“可是我舅公已经死了。”我说。

“我知道。”柳三娘说，“但他死之前，留下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里，有另外五块葬玉的下落。”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柳三娘说，“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只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让我告诉你，那些东西在他‘最常去的地方’。”

最常去的地方。

我坐在马扎上，在脑子里搜索着舅公最常去的地方。他家，河滩，锁龙穴，还有……坟地。

坟地。

我猛地站起来。

“我知道了。”我说。

我转身，快步走出院子。身后传来柳三娘的声音：“找到之后，拿来给我看。”

我没有回头，加快了脚步。

我跑到村外的山坡上，跑进那片坟地。舅公的坟就在山坡的最高处，正对着黄河。坟头上的土还是新的，花圈已经枯萎了，纸钱的灰烬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我在坟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跪下来，开始用手刨土。

土很松，毕竟是新填的。我刨了大概十几分钟，手指碰到了棺材盖。我沿着棺材盖的边缘摸索着，摸到了一个东西——一个油布包裹，绑在棺材盖的下面。

我用力扯下那个包裹，打开。

里面是一本笔记本。黑色的封皮，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边角都翘了起来。我翻开第一页，看到舅公的字迹：

“锁龙穴探查记录。”

我的手指猛地收紧了。

我翻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下去。舅公记录了他多次进入锁龙穴的经历，记录了棺材的状态，记录了那些符文的变化，记录了他对那个东西的推测。在笔记本的后半部分，他画了一幅地图——不是锁龙穴的地图，而是整个黄河沿岸的地图。地图上标注了七个点，用红笔圈着。其中一个点的位置，就是我们村。另外六个点，分散在黄河上下游的不同位置。

在每个点的旁边，舅公都写了一个字。我们村旁边的字是“守”。下游一个点旁边的字是“开”。上游一个点旁边的字是“封”。

我盯着那幅地图，看了很久。

然后我合上笔记本，把它抱在怀里，跪在舅公的坟前，沉默了很久。

风从黄河的方向吹过来，吹动了我手里的纸页，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的黄河水哗哗地流着，像是什么东西在水底翻腾。我站起来，把笔记本收好，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