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寻不到我，也不能闹事寻死呀！你跟着那些人去北京闹事——”

“这不是闹成了吗？”

“闹不成怎么办？”

“作死鬼咯！”

1924年苏州冬至夜，飘零冰雪催人老。冬至大如年，过冬至的一番规矩甚多。那夜老朱管家摆了八仙桌，除了琳琅满目的宴席外，还叫厨子上了全鸡、整鱼、方肉三大荤配黄豆芽与绿叶菜，又叫香雪高高垒了水果盘和冬至团。拙政园的几处厅堂里都焚了香，点了蜡烛，挂了红黄灯笼，气氛格外庄重肃穆，然而厅堂里却时不时传出画匠气愤的指责声。

“盛世运兴，冬至顺遂。目眷琼筵，钟鼓铿锵。”

老朱管家拿着三支香在堂子里叩拜，之后击鼓鸣钟，挨个燃起了火炉烧纸钱。轮转了一圈，谁都烧了纸钱，唯独王督统和画匠没有。

“死鬼，你倒是做死鬼了！你去外头寻死，你现在死给我看——”

“咳！王督统，贵客！今个儿冬至，二位就别闹了！”

听了好半晌，老朱管家终于忍不下去了。他硬进玉兰堂把王督统和画匠轰出来。王督统的耳朵已经被画匠拽得老红，他向老朱管家推脱说自己已经在紫禁城烧过了。画匠觉得这样不甚吉利，就复烧了两次纸钱，叩了两次首，献了两次香，把王督统的那份也补了回来。过了冬至礼，用了冬至膳，出厅堂，寒夜浓重。姑苏雪，不似北方片片鹅毛，星零一点，雨雪混杂，凄凄惨惨戚戚。敬完香的画匠看见王督统单穿着一件军官衬衣，也不打伞，就单站在淋了雪的竹子和松柏前。

“你穿着这般单薄，也不打伞，在这里作甚？”

“被你讲死鬼，生闷气呢。”王督统对画匠嘻嘻哈哈笑，披上衣服打了伞，又继续转头看着竹子和松柏，“冷点也好，屋里的暖炉子熏得我头晕，外面反倒自在清醒。”

“我刚才在许愿，老朱管家说冬至的愿望一定会实现，所以我才那么虔诚。话说你有查出来吗？”

“查什么？”

“查谁要暗算你啊，你不是脑子发热随冯玉祥去北京兵谏了吗？”

“不用查了。怎的说，这北京紫禁城的纸钱，不烧则已，一烧可谓是四面受敌。谁都对我怀有敌意，都想斩之而后快。恨我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哪个最恨我。管他呢，反正这纸钱老子就是烧了，等刀真架在脖子上再说。”

成王败寇，现在既然事情成了，那他也就成英雄了。王督统一脸若无其事，用手拉了一下松柏的针叶，叶子上出现了一片小小的“雪崩”。

“你父母——唉。你母亲早些年嘱托我的事，我此生都会记得的。”

“何事？”

“无事。”

谈及到画匠的母亲，王督统神色哀伤，然而他有刻意回避了过去。他开始问画匠集中营的事，尤其是为何会选择与杨劳工母女同去集中营。

“本能吧，就是觉得不能把她们丢在笼子里。而且我心里隐约有个声音，好像是你。你说让我这样做，我就做了。当时我在大地震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记得自己梦见了小时候的你，有个和尚说你是我的勇气。”

“越来越鬼扯了，什么我是你的勇气？”王督统对画匠笑，“我自己都没勇气，哪能成你的勇气？几年前我脑子一拍就带着人去劫八千万军火……老天爷，这不是胡搞吗？”

“你现在不胡搞？”

“还是胡搞，而且搞得更大了。你不也在胡搞吗？我们俩可太般配啦！”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清楚。给你讲件事吧，前些日子我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胡子怪人，叫李大钊。这怪人胆子也够大，带人上街游行，直接冲到总统府质问‘军阀乱战是否是救国之道’。他还问我‘如今推翻皇帝和曹锟，你到底代表的是人民还是军阀’。他讲话简直和之前工厂里闹事的那个吴什么一个腔调，但说得还真有点道理。经历了这么多事，又是实业救国，又是安邦救民。我到底代表的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军阀？我归根到底要做的到底是中国的‘民’，还是中国的‘官老爷’？”

王督统陷入沉默，画匠也不知如何回应，因为他对此所知甚少。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画匠，如果没有王督统，他不会来中国，会什么都不管，一个人躲在东京的角落，画画，到老，到死。但现在因为王督统，画匠被迫卷入了一个自己全然陌生的残酷世界——他发现很多事并不是他个体“逃避忽视”或“装作没发生”就可以解决的，比如中日两国的矛盾和联系。

“我再和你说件烦心事吧。”

也许是面对画匠过于放松，在谈完“军阀”后，王督统无意地说起了最近让他头疼的上海工人乱。自从之前日本在关东大地震虐杀华工后，中国国内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民众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中国人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日本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号召“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然而，日本官方一直都矢口否认，说“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以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

上海本本就日资工厂多，一来二去，工人们索性在上海各个日本工厂发动罢工抗议。

“你看，日本人现在做了这样的事——”

你看，日本人。你，日本人。

在说起这些时，王督统并没有把画匠当成一个日本人。王督统好像把他和日本人区分开了，不止一次，说的时候都是“你和日本人”。

王督统是怎么看画匠的，把他当作一个中国人，还是把他单纯当作一个“没有国籍”和“政治立场”的广泛意义上的人？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人，画匠捍卫着自己的良知，道德，同情。他当然愤恨厌恶那些屠杀的言论和行为，可作为一个接受日本社会抚养，教育，福利保障的日本人，他应该怎样用怎样的立场面对自己国家弥漫的军国主义与殖民扩张？

否认？逃避？忽视？掩盖？篡改？这算是背叛国家，背叛故土吗？

这时画匠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坚定勇敢。从色柔草原到关东大地震，从殖民军队到集中营屠杀，画匠觉得自己为日本的某些行为而羞耻。

多么奇怪的想法啊，他居然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但他发现日本在某些方面确实“卑污”，比如集中营中的屠杀，也许还有更多他尚且不知道的事。无论是面对王督统，老朱管家，香雪，杨劳工等等，画匠其实本能地想否认、逃避、忽视、掩盖、篡改说“这暴行不是日本”，但他做不到。这就是日本。他所珍惜的“崇高”是日本，他所愤恨的“卑污”也是日本。

“我知道这些事，因为我亲眼目睹过，但我相信日本人并不都是这样。无论是本着压迫而屠杀的人，还是屈从压迫而屠杀的人，都是败类，都不代表日本。我相信日本的民众和中国的民众本质上都一样，都希望和平，都渴求幸福。”

画匠羞愧地低头，轻声作了这些回应。王督统察觉自己刚才话题不合适，一时之间尴尬，连连对画匠说“他不是那个意思”，又说“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败类，有欺压人的军阀地主，也有给洋人跪着的狗”。画匠却摇头，他说他虽然没什么勇气，但却不会否认，因为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他不能对别人撒谎，就像他不能对自己撒谎。

“那你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继续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当时在北京给冯玉祥先生与孙文先生许诺的，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完。你呢？”

“我还是留在你身边画画。我会尽可能多画，参加画展，让自己变得有名声些，这样我可以多攒点钱，以后好照顾你，也好照顾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我养你不就行了。”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以后要是发生了什么，就请让我来庇护你吧。”画匠认真地看着王督统，“无论如何，我都会跟着你的。”

那个冬至的对话就这么戛然而止了，而军阀乱战的局面依旧在持续。

1924年，张作霖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遣十一个师进据直隶、山东、江苏等省，控制京奉铁路和津浦铁路全线，胁迫北洋政府任命奉军将领分别为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军务督办，严重威胁国民军和长江流域直系势力及其他地方军阀。直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联络冯玉祥、王督统和苏、皖等地方军阀共同反奉。

时间还在继续，1925年，孙传芳在杭州召集浙、闽、苏、皖、赣五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结成五省联盟，准备发动讨奉战争。

一年，一年，又是一年。北京政变的那个冬天，总统府前，一个名为李大钊的人带着学生和工人组成的团举着牌子，拉着横幅。他们斥责王督统，质问他“军阀乱战是否是救国之道”，质问他“如今推翻皇帝和曹锟，到底代表的是人民还是军阀”。

“王先生，军阀本身就是体系派生的，无论是你，曹锟，还是张作霖。无论你们打出何等正义的旗号，只要拿了刀，最终都会像肿瘤一样畸变，包括你自己。”

军阀，说白了就是古代的藩王。

军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它是一个复杂的权力集团，是一个伴有高度的军队统治权和资本运作权的政治怪物。一个国家，只要有“阀”，发展到最后就是剥离民主政治的集权与极权，最后蜕变成狂热的军国主义和垄断主义，由不得个人。只要有军阀，就会有皇帝。哪怕站在“阀”权力顶端的人本身不想当皇帝，权力体系内的人也会推着这个人当皇帝。

北京政变，成，也无路可退；败，也无路可退。不过虽尚且对未来道路迷茫，北京政变后的王督统却对这一点确认无疑：中国的军阀，绝对不能留下丁点残余，包括他自己。

1924年，1925年，两年过去了，王督统想明白了自己对李大钊的回复。

“孙文先生革命一路沐雨栉风，虽有诸多不顺，但我实属敬佩，由此北京政变后便邀请孙先生北上，望孙先生重新主持国业。王某我无才，无法胜任国事，但却深知军阀于中国之祸害。孙先生痛恨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王某亦如此，若孙先生欣愿，王某愿给共和大业助一臂之力。”

这一次，王督统不想再当军阀了，他要讨伐自己。

“王督统，你本身是军阀，又要北伐，岂不是讨伐你自己？”

“若为中国之民故，讨伐自己也在所不惜。况且人活着，不就是一遍遍推翻过去的自己重新来过吗？”

这就是王督统的答案，可惜孙文没有来得及看到王督统是怎么把这份答案变现的。在北京政变近五个月后，1925年三月，中国革命之父孙文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孙文签署了一系列遗嘱，包括《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总结了四十年的革命经验，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