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腔热血万字废话，到头来全都不比往日本头上扔几颗炮弹，什么他妈的叫国权！什么他妈的叫尊严！”

长城抗战节节败退，蒋中正依旧拒绝全面抗日，由此中国大有倾颓之势。都说长城能守一段时日，但日本几乎战愈胜，胜愈战。时局飘零，天津街头好像也沾染了萧条。那高头大马拉着一辆敞篷马车“咯噔噔”往前走，上面扬下来的两句“他妈的”格外刺耳。

“你们嘴上说着抗日，手里又能拿什么抵抗日本的飞机大炮？国难如此，穷则艰，艰则辱，中国部队拿生锈大刀同日军拼命，可悲，可悲呀——！”

车夫一手握缰绳一手握马鞭在磕磕绊绊鹅卵石散步道上保持平衡，琼先生拿扩音喇叭朝四周演讲。他慷慨激昂的声音随着马车转动扩到天津卫四面八方，人们被他激情澎湃的号召吸引，依次走过来要瞧瞧什么他妈的叫国权，什么他妈的叫尊严，但是瞅来瞅去，这两样东西也没见着，唯独见了天津银行新改革发布的钱票子。

“你是谁？”

“我是美国来的琼先生。”

“琼先生，中国怎个救法？”

“无他，以财救国，钱乃国权尊严。”

“求富以自强，这不就是清朝时候搞的洋务运动么！”

不明所以的人凑来一茬又一茬，好些虽不认字，但对这东西熟悉——地方发行的钱票嘛，老北洋时候军阀就乱搞，今天发一版，明天发一版，地区和地区之间货币又不统一流通，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全成一文不值的阴票子；再加上天津又是老商埠，自晚清起外资银行早多林立，洋人骗中国人的把戏也见多了去，大家对琼先生这一套激将法自然是不轻易吃的。

“清朝时候就败了，如今又拿这老一套糊弄人。”

“各位看清楚，这新钱票子和昔日北洋军阀发行的可不一样。这东西背后和美元直接挂钩，也就意味着你们可以按照汇率在相应银行兑换美元。美元是什么东西？天底下最打硬的硬头货！瞧瞧——”

琼先生把手头的新钱票子打得“啪啪作响”，可还没把汇率表拿出来，他的话语就被打断了。

“钱能换飞机大炮不假，但我们只信得过真金白银。”

“信不信由爷们自个儿，反正日本已经打过滦东，天津早晚遭殃。到时候日本人把真金白银都强征走了，爷们又该如何是好？”

琼先生忙不迭把日本的侵略摆了出来，但人们还是不买账。

“收走也不得要紧，他日本人不做生意？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人，到时候打来我们就和平投降，他日本人总不可能无了人性，把人都屠了？喏，八国联军——”

几个长辫子老绅士开始细数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地区，回想那义和团抵抗，什么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堵海河，说情况再怎么也不能比这坏。

“我们谁都不知道长城的具体情况，也许是中国人自己乱造谣呢？日本和中国追祖溯源算是真真的亲兄弟。弟弟怎么能杀哥哥？”

天津多商客，几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幻想日本能够本着“长远生意”的情面上对天津仁慈，甚至还有人趁机痛批中国当政者之腐败无能，提倡日军攻来的时候打开城门奏乐欢迎。

“天津全是租界，都住了洋大人，他日本人敢打？”

“是呵，再者我们若把旧钱拱手让了，你改日又说作废，那不是肉包子打狗一场空？”

新事物推动总是艰难，说服人“拿自己手头的钱换无来由的新钱票子”就是难上加难。一早上下来琼先生口舌都讲得干裂了，但全是白费了功夫，招来的不是忽视就是嘲笑。他费尽口舌，引经据典，但旁人就是不听。

有美元做担保的东西，怎能不被人信任？国难当头，中国怎么这么没危机感？琼先生想不通这两个理，他决定今天早上就此为止。他将车夫遣回去，独自叼一根烟顺着街往回走。春天来了，积雪消融殆尽，太阳的脚步零零散散落在街上，周围行人熙熙攘攘一如既往——什么卖果子的，卖布料的，卖五金的，卖生活里所需吃喝拉撒一切的。无论怎么看，天津都和平。五颜六色商铺旗子飘摇，富丽堂皇洋楼高低不一，黑白黄面孔五湖四海，全中国能找几处比这更好的地方？然而琼先生就是烦得很。

“开张不利，真是晦气。”

琼先生走得心烦，迎面来又是歌舞升平耍杂技的卖场，他抬头一看，全是一众白俄人。他们脸上画油彩面谱，穿夸张奇异的衣服，所经之处无不是一阵喧哗。琼先生嫌烦躲了过去，想进一家酒馆找些吃食修整，却见里面也全是些白俄——酒保，服务生，歌女，琼先生打心底不喜欢俄国人，然而那上酒菜的小二偏也是个白俄。然而说他是白俄也不对，那小二举手投足更像一个披着“白俄皮”的地道天津人，穿戴瓜皮小帽粗布蓝马褂，张口一口津片子，连走路都是半弓腰连甩手带小跑的。

“洋爷们中午好，要吃些啥？”

他本身长个外国人面孔，但还毕恭毕敬称呼琼先生为“洋爷们”，叫人着实哭笑不得。

“随便上点吧。话说你们这些俄国人都打哪来？”

“几十年前来，也是父辈时候事情，我年纪轻些，天津卫土生土长，连俄国话也不会说了。”

“这么多人？”

“人多也正常，毕竟本家接济娘家婆家，娘家婆家接济姑家叔家，渐渐也就多了。我们都是天津卫人，就是面孔不同些。”

琼先生一边翻菜单一边问，那小二据悉回答。点了些菜，里面也全是天津卫本地的吃食，什么茶汤，包子，麻花，馄饨，独面筋，八珍豆腐……

“你们和中国人没种族冲突？”

“都是穷苦人家，彼此接济罢了，但也有互相看不惯眼的。再加上我们有天鹅公主罩着，所以总体还是各住各的。”

“你莫不是在说盐业银行那个寡妇，娜塔莉亚？”

琼先生疑问，他欲要继续追问，那小二才知自己说漏了嘴。他慌笑着敷衍几句，一时前言不搭后语。说着说着，几个面向凶恶的彪形大汉围了过来，他们朝小二使了个眼色，对琼先生凶狠道：

“爷们，吃酒不说话，道上规矩。”

人越围越多，琼先生瞬间就明白了道理——甭管中国人俄国人，总之他这是惹上了天津卫的□□老赖。天津卫人鱼目混杂，卧虎藏龙，其中的“混”和“乱”向来是出了名的，再加上他近几日声扬着要“换钱”，自然容易招人仇恨。见势不对，琼先生赔笑着起身往门边退，摸到门框拔腿就跑，却听身后传出尖叫高喊：

“拦住他，他就是今早宣扬要换钱票的美国佬！”

“呼哧——”，杂耍马戏拦路彩条花爆上街头，纷纷扬扬彩色碎纸片子扬下来。琼先生一把蹿出门去，拿着公文包在人群里横冲直闯，脸上头发上全是气球爆炸喷出来的金粉银粉。他一会儿拽了哪个绅士的探路拐棍，一会儿踩掉了哪个小姐的高跟鞋，上蹿下跳好不狼狈。东胡同，西巷子，几个拿棍棒刀枪的大汉在后面追，琼先生瞎蒙着眼睛往前硬跑，结果还真让他跑到了天津银行。

“王老板，开门呐，惹上事了，出人命了！”

琼先生拼命砸那银行大门，门开了，他慌忙挤进去扣上锁，才见那几人止住步伐悻悻离去。琼先生气喘吁吁瘫倒在地上，回头见到的却不是王行长，而是傅斯年。

“琼先生，如此狼狈去做何事？莫不是被耍马戏的抓去当猴了？”

“你怎么在这里！”

琼先生惊魂未定，二丈摸不着头脑，傅斯年一把将其拽起，焦急道：

“连续几日我都在这候着，今天可算逮到你这大忙人。走，随我去殷墟！”

“等等，殷墟？”

“是啊，殷墟！当初你来北京允诺的，若是发掘工作有任何困难，你必定鼎力相助。如今北方战事，四处也乱得不行，蒋先生以军费不足为由断了政府那边的人力与经费，我只得来找你。去河南安阳的车已经找好，你我只需即刻起程。”

说着傅斯年拽起琼先生就往外面跑，琼先生掰扯住门框对傅斯年大喊道：

“让我现在去河南搞考古，疯了！况且我何时答应要帮你到这个份上——”

“怎么没答应？我帮你宣传货币改革，你允诺鼎力相助殷墟发掘，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现今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若不同意，我就在公众舆论界扬掉你于学术圈和政府前的脸面！”

琼先生一把扯过自己当时和傅斯年签的契约，才发现下面有傅斯年早已拟好的附页——那附页写得太繁琐太长，而他当时于北京又太急迫，所以没细读就签字画押。如今见了字字为实，真一个傻眼了得。

“急！急！急！琼先生，你我都乃历史学同门，深知殷墟于中国之意义，而今时乱，盗贼偷抢文物，地痞霸占墟地，政府又不管，可谓痛心也！你若真有学者良心，即刻当走之！”

三个“急”真是火烧眉头又上心头，兴许对殷墟的痛心与急迫可给予一孱弱文人伟力，素来敦厚的傅斯年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就将琼先生拖拽出去塞进了车里。

“这是搞学术，还是搞勒索绑架！”

琼先生挣扎抗议，傅斯年则说君子为正则不为耻；琼先生说无人能绑美国大使，傅斯年则说文人为天地良心缚；琼先生说他对考古不甚了解，傅斯年说他人到了就行。左一句，右一句，无论琼先生说什么，傅斯年总有理由。末了傅斯年对琼先生来了一句：

“琼先生，你若是真不想去殷墟，早该威胁找人枪毙我，何必僵持至此？你分明也想做历史的英雄！”

“我去又有什么意义？”

“你是美国大使，你来了就有钱财人力。你对学术有热忱，有历史瘾症，这还不够吗？”

“唉！唉！唉！”

坐在车上，琼先生连叹三声，撇过头去不再言语。老旧的车向安阳驶去，轮子扬起一抔殷商的黄土。琼先生仰倒在座椅上闭眼，却梦见自己躲在波士顿铁路桥煤油路灯下看《封神演义》的日子——现实的苦难哀鸿遍野，书里的幻想天马行空，一本残破的《封神演义》将他从脏臭愚昧中打捞出来。那时候他还不叫“琼先生”，只是“阿尔弗雷德”。梦里花落三千里，阿尔弗雷德趔趔趄趄迷了眼睛，见姜太公坐在一块石头上垂钓。他欲问，姜太公对他慈祥微笑，而后从怀里抛出一只活蹦乱跳的鱼。

“愿者上钩。”

姜太公也不是处处都能钓着鱼。

盐业银行吴行长的葬礼后，王行长为货币改革做了好些调查，查出的东西并不容乐观。先前时候王行长想叫那些主动意愿加入货币改革的银行率先牵头，可谁知这些人全是一伙的，对改革不是反对就是抵制，还有四处造谣的。利益盘绕，错综复杂，而盐业银行的寡妇把水搅得尤其脏臭浑浊。

“琼先生到河南办事了？哦，搞考古的把他拉走了。傅斯年我听说过，我还以为他去找盐业银行那个叫冬妮娅的女仆——真是说笑，他这美国人还能被人绑架？谁敢绑他呀。”

第二天时候，电话还是赵狗子，丹尼斯·赵打来的。王行长对此并不苦恼，甚至还如释重负松了口气，他好像终于能抽出点闲暇功夫从繁琐与奔波中解脱出来。他问赵狗子现在过得怎么样，赵狗子说过得比以前好很多，至少物质上充裕了。然而当王行长想要再多聊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三言两语结束了电话，只留下一串“嘟嘟嘟”的忙音。

“嗳——”

挂断电话，王行长感到一阵袭来的疲惫。他踱步走到镜子跟前，端详着他那一身假面——他头发不再短的扎刺，倒是扎了条辫子；他衣服不再是随意的马褂，倒是穿了规整的黑白西装洋服；他举手投足不再莽撞，倒是刻意加了好些迂腐礼仪；他不再讲带口音的汉语，倒是蓄意讲掺杂着洋文的日语……

这一切都是琼先生设计的，这是他未来要露面的行头。他现在不是王行长，他又变回了王世子“爱新觉罗·宪荣”。按照琼先生一手撰写的脚本，宪荣自幼由养父山下佽抚育，全盘接受日本帝国教育，并于十四岁那年离开日本前往欧洲游历至今。广泛结交各路西方上流人士后，如今长大成人的宪荣回到中国，意欲报效满洲国。

又是个中国人，又是个日本人；又是个满清遗老，又算个亲英慕美。过往的历史一笔勾销，琼先生凭空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爱新觉罗·宪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王行长，不，王世子——长大成人的王世子陷入了一种恍惚。他好像在度过自己的另一生，一个更加简单，更加平顺，全然锦衣玉食富贵无忧的一生。

“宪荣是个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又长期在西欧游历，汉语理应说得不好。诸多日本人讲汉语儿化音都蹩脚为‘阿鲁’，你加上做个强调也好。”

“胡同阿鲁，大饼阿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