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

信件一

尊敬的各位读者们（假如有）：

今天是七三年元旦，一个下雪的冬天。请原谅我冒昧地出现，我本该把这个故事继续往下写，但是我好像活不下去了。趁着我死之前，我想讲一些我自己的事。

我天生有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所以直到九岁才上小学。所幸我的母亲是北京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她超前的教育理念让我很早就会读书写字。长期独自在家的我没有朋友，读书写字成为了我唯一的乐趣，于是我经常在家写故事。现在我有妄想症，还有精神分裂，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不多说了。

上小学的那天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一拐一瘸地背着书包去上学，隔壁的王伯伯看见我也高兴，他塞给我一个驴打滚，说“恭喜你啊，晓文”。

在我记忆里，王伯伯总是买驴打滚给我吃，但是那天的驴打滚是最好吃的，因为我上学了。我真高兴，那是我生命里最高兴的一天。那一天我领了小学课本，戴上了红领巾，升旗的时候我突发奇想了一个故事，故事是基于王伯伯的亲身经历，故事名字叫《虎与雀》。我想把这个写成一个类似于《红楼梦》的章回体故事，所以设置了两个神仙角色，一个是道士，一个是和尚。道士和和尚要辩论“作为人活着到底是怎样的道理”，但是缺一首引子诗。我作古体诗不好，就请王伯伯帮我写了：

荣达岂不伟，华组澹无累，

富春独多观，贵者我不攀。

过处若彗扫，眼看春光老，

云白兰陵渚，烟尘多战鼓。

浮脆惭贞坚，世情恶疵贱，

万乘出西河，象口川宁涸。

大才生间气，梦里亦吟诗，

一半老儒真，场似白驹来。

我记得《虎与雀》的引子是趴在故宫的门卫室写的，那时候是一个秋天，王伯伯在外面扫落叶，我在草稿本上一笔一划写了开头，自此后我就没有再写了。我一直把这个故事搁置着，直到十七岁才写第一话。写第一话的时候，我哭了，我在阁楼上看见自己的亲生父亲戴着纸帽子被我的同学们押走，被人踩在地上打。当我听到审判场的枪声时，我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崩溃大哭。哭完后我好像就病了，精神异常亢奋，看谁都像动物，比如王伯伯是一只老虎，我的父亲是一头老黄牛，我的弟弟是一条狗，我的妈妈是一只兔子。那时我记忆有了第一次错乱，王伯伯给我讲的故事全和我错乱的记忆混杂在了一起，我一口气就写下了这个故事，好几天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着魔一样写这个故事，好像自己才是骑马打仗的那个人。我哭啊，笑啊，大概写完苏州篇的时候，我又病了。我的妈妈被押走了，我很压抑，想死，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好像没劲了。王伯伯不顾我的家庭成分偷偷照顾我，为了让我打起精神，他说要和我一起完成这个故事。

“晓文，你不是爱写故事吗？坐起来写吧，你吃饭，喝水，我讲，你写，好不好？我们俩都活下去，好不好？我给你讲讲广东和四川的事情吧。”

于是我继续写，王伯伯是我唯一的读者，他有时也会帮着我改，但仅限于一些事件——例如他说自己其实没那么英勇，以前打过很多败仗；和画匠的相处也没那么多诗情画意，他们拌嘴的时候更多。王伯伯会加一些这种东西，但绝大部分内容还是我写的。

写到南京时候，王伯伯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没人再帮我改了。我一无所有，只剩下这个故事了。

后来我陆续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

感谢王飞羽律师，这个故事很多都是基于王飞羽律师提供的资料。因为王飞羽律师，我写完了天津的一些故事章节，听说他现在还在打维安妇的官司，时而在吉林，日本，香港三地周转奔波，衷心希望他能成功。

琼先生和我通过信，还给我寄了他的回忆录和日记手稿，里面有一些记得很模糊。我本来想找他本人问个清楚，但是琼先生前几年于越南遇到了事故，去世了。琼先生的养子丹尼斯·琼斯（赵征原）和我见过面，但是说的内容非常存疑，我暂时做了保留。

然后我就卡顿了。

写这个故事太艰难了，我写几篇就要崩溃地哭一场。我艰难地写，写啊，写，但是生命如此波折，我始终没办法连贯地写完这个故事，所以就变成了隔几个月写一点，隔几个月写一点。我写故事的速度取决于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最近我频繁把人看成动物，我知道自己又发病了，于是不得不停下来，可是我不能停，因为我这几天约见了周驭野女士。

周驭野女士就是长大后的“小豆子”，她是知情甚多的。至于她现在姓周的原因，我本是要在之后的故事里解释的，但现在似乎来不及了。我真的要死了，我在发着高烧的情况下去了大兴安岭，希望能求证一些信息，然而周女士对我很冷淡。

“你再不走，我要开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