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别总是一件难事。

1937年7月末，上海局势一日紧过一日，南京军事参议院估算全城约有百万人口需要撤离，于是第一批大撤退便在那时开始了。那一年，南京各级学校不得不让尚未修满课业的学生提前毕业，原定九月入学的学生也只能先停学。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轻轻洒洒的白昼，疏疏密密的春夏，恍恍惚惚的梦境，窄窄悠悠的秦淮河……虽然日子一如既往，但画匠却总能在不同的场合听到学生们唱这首《送别》。为什么学生们的离歌，总是这样叫人难过呢？画匠心里很难过，老王再三保证淞沪战事一定会在十月结束，届时就带他去苏州休假。

“又要走了，又要走了！等你回来，我就要去苏州住大宅，你得当我的管家、仆役、厨子、洗衣工。”

“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老王故作庄重地对他敬礼，而后笑着和他拥抱。

后来，画匠才明白：其实不用非等到去苏州，因为老王就没有叫他碰过家务。菜往厨房一丢，里头便噼里啪啦响起来，过一阵就飘出饭香；脏衣服往篮子里一扔，过些时候就自己变干净，还叠好放回了衣柜；院子里的花草也从不用打理，它们仿佛成了精，饿了自己上肥，渴了自己喝水，一到盛夏就自顾自地繁盛起来……总之老王在，他就会变得“懒散且爱抱怨”。

“在学校当班主任好累呀，不要说画画，我呼吸的劲都没了。”

“那就不画了，我给你捶捶肩吧。”

然后老王就会搬一个竹椅子过来，给他捶肩膀。

后来，画匠才明白：其实老王更忙，更累吧，但他总是笑哈哈的，遮住了所有黑暗纷乱，留下的尽是些明亮、轻快。比如在察绥、西安那阵子，老王偷偷把文德里的钥匙塞给他，让他可以在那里接电话。于是每到约定的钟点，他便能听见老王那不正经的哈哈腔调：例如什么“华清池睡衣登山赛”，竭尽全力但也没快过蒋先生；还有宋美龄那三条狗，被他在骊山就地放生了，再见着时已被山民收编成了牧羊犬正规军；以及伊万诺夫胡乱投资玉米，赔掉整整三年退休金，怕被湖南妹“家暴”，所以一直瞒着没敢说……

“人活着还是有意思吧？虽然大家都乱糟糟地过活。”

老王每次都笑说“活着很有意思”，可到淞沪战争爆发，画匠便再也没接过老王的电话——文德里全面戒严，最后连通信都一并禁了。

后来，画匠才明白：其实不是“活着很有意思”，是“和老王一起活着很有意思”。所以当时他真该追到上海去，然后和老王一起“死”在苏州：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他也要和老王紧紧相拥，任凭他国的子弹将他击穿，然后一同“死”在他们曾深深相爱的地方……

然而凡人不是先知，这些都是画匠很多年后才想到的。

画匠最后一次见老王是在家门口，老王打点好了家里的很多东西，此后嘱咐完撤退事宜就与他离别了。这样的匆忙叫画匠有些沮丧，但尚且还没有悲怆的心思——毕竟当时南京还在宣称“淞沪战争”只是中日小规模的摩擦。而且当时第一批疏散的也只是各级官员的家眷，人数不算多，那些开出城的公用车并不能造成“大规模逃难”的景象，似乎只是一些人优哉游哉从南京出去了。

本来应该在这时候走的。

按老王的安排，画匠确实该随这批人离城，但他终究没走。理由很简单：在他和老王断联的时候，政府发了一道禁令，勒令所有医护留在南京接收淞沪战场撤下来的伤兵。作为护士的晓梅既走不得，画匠也就留了下来。而本该此时撤离的琼先生也没走，缘由说来又合理又不合理：他这人太爱文物古件了。无论这些器物是属于他自己私藏，还是属于南京博物院，琼先生都巴不得把它们一股脑运去大后方，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车位都让了。画匠看见过琼先生的文物车队，每件东西都被层层毛纸包起来，琼先生甚至还严谨地给它们钉了固定的木头架子。

当然，琼先生留下来或许还有另一重缘由：他正与拉贝、魏特琳、柯克兰神父等一众外国人筹划着国际安全区。琼先生这人很矛盾，爱财如命，却又极负责、极讲原则。自打应下做安全区的代表，他便日日鞠躬尽瘁地张罗安排。见琼先生时，画匠常能听见他怨念滔天的叫嚷：不是嫌拉贝太固执，就是怪魏特琳太繁琐；当然，抱怨得最多的还要数柯克兰神父——他说柯克兰神父好些筹划全是瞎搞：划安全区的界线时，他把好大一片火油库圈了进去，回头日本人的飞机一炸，满区难民都要烧成焦炭；除此之外，他做事情也颠倒，粮食还没着落，却先惦记着替难民筹办什么唱诗班，仿佛念几句对上帝的赞美便能填饱肚子、挡得住炮弹。

“柯克兰，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明天我就走了。”

重新圈定安全区地界时，琼先生这样抱怨。然而第二天，画匠仍在南京看见了他。

“柯克兰，这真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明天我绝对走！”

运粮车进来时，琼先生又这样抱怨。然而第二天，画匠依旧在南京看见了他。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琼先生天天叫嚷着要走，可第二天总还是没走，这暧昧不明的态度叫画匠又疑惑又好奇。有好几次，画匠能瞧见柯克兰神父脸上掠过不易被人察觉的笑：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教堂门口，一边望着琼先生在院子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安排手里的事情……其实柯克兰神父能把这些事做好吧？他肯定是故意做不好的。琼先生其实也应该早想走了，但他肯定是故意留下来的。两个人都心照不宣，于是这场“明天就走”的戏一日日上演。

神爱世人，柯克兰神父和其他基督教人员们是笃定不会离开南京的，他们把自己视为神的无私之爱的散播者，而奇怪的是，琼先生似乎也因此被“困在南京”了——他似乎很怕柯克兰神父死掉，所以也就不得不留下来。有那么几次，画匠看见琼先生费尽口舌劝柯克兰神父离开，劝着劝着就开始吵架，而后两人不欢而散，然而第二天，画匠又能在安全区看见这两人。

“好吧，柯克兰！我会同你留下来建立安全区。可混乱本身就是一种杀人，我需要秩序。”

也许是安全区的筹建太过混乱，也许是危难撕去了琼先生过往那层放荡的假面——总之，滞留南京的琼先生露出了本性：他不再好辩，成了一个绝对的秩序建立者。无论对拉贝、魏特琳、柯克兰神父还是旁人，他都反复强调“秩序”二字。在他眼里，情绪和善意撑不起一个安全区，必须建立起被日本承认的秩序才行。

“我们得反复开会。如果日军真打进来，我必须清楚：谁管粮食，谁管医院，谁管妇孺登记，谁负责交涉，谁负责巡查——”

琼先生一开口，画匠就觉得有人拿着尺子在南京城里强行比划，真是头疼得很。

“就按各人的国籍来分吧。眼下我们有美国、英国、德国，还有……”

柯克兰神父瞥见了画匠，他转了转那双绿色的眼睛。

“日本。多个日本人总归是好的，至少多了个翻译。”

总之，7月末还算太平，真正的转变其实来自8月中旬——当时南京第一次遭遇了日本的空袭。画匠记得很清楚，那天南京是个大晴天。他照例拎着篮子去买菜，刚穿过第三个孔桥，就听见天上传来一阵闷雷似的嗡鸣。起初他还以为要变天，仰头一望，却见晴空里钻出几个银亮的小点。桥头卖菜的、挑担的都停下来仰着脖子看，当时有人笑，说这飞机真气派，然后那些小点就落下一串黑乎乎的东西，像撒豆子似的，轻飘飘地往南京城下掉。

我视力不好，那是什么？”

“不知道啊，美术老师，这飞机咋还扔东西呢？”

谁都不知道，画匠也不知道——直到第一声巨响从城南方向掀起来。当时画匠只觉脚下的桥面猛地一震，他的菜篮脱了手掉进了秦淮河里。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站在高高的孔桥上，他能依稀望见城南腾起的浓烟。“鬼子往南京投炸弹了！”有人嘶声叫喊，孔桥附近的人群霎时炸开了锅，尖叫和哭喊搅成一团。奔跑的脚步乱作一片，画匠被人流裹挟着往桥下退，脑子嗡嗡作响——而那几架飞机不慌不忙地调了个头，又朝着城东压了过去……

“空袭了，顺着标识往安全区跑，你们这群中国人！”

琼先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举着个大喇叭喊，柯克兰神父则在一旁指挥乱跑的人群往安全区撤。

这是第一次，接着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8月中旬日本在南京无差别投弹之后，此后每一个晴天，南京都会迎来零星的空袭：没有预警，没有征兆，没有计划，像是随性而为的恐吓。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桐岛这样隶属于军队的日本人，住处附近也时而挨炸。也正是从那时起，撤到南京的伤兵多了起来。起初还是一辆辆军用卡车成批地运，后来连卡车都不够用了，伤兵就互相搀扶着从城北的路上挪进来。那场景真的很吓人：有人没了半条胳膊，断口就草草用布一扎；有人被弹片削开了肚子，肠子流出来拿盆接着；还有人看着囫囵，抬进来才发现早没了气……

在这种血腥场景里，晓梅真的好勇敢，她一点不害怕，和别的护士一同全身心投入到对伤亡的救治中：绷带不够，就撕床单；麻药不够，截肢时就只能让伤兵咬住一截木棍。“啊——！啊——！”医院走廊里回荡着呻吟和惨叫，一双双年轻空洞的眼睛望着天花板，望着望着就在这种剧痛中死掉了……

这就是画匠给晓梅送饭时候见到的，可是他没有晓梅那么勇敢。每天，他都恐惧在医院见到老王、嘉龙、或者振华；但每天，他又希望见到这三个人，因为如果没有回来的话……

“美术老师，我们要有希望！我不相信他们三个会死掉，如果是这样，那也太没出息了！”

即便是满身血污，晓梅也会这样安慰画匠，她真的好勇敢。

淞沪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南京方面封锁了大量报纸信息，普通老百姓在报上能看到的淞沪战事，还停留在“寻常中日冲突”几个字上。

“怎么会这样啊，不是说寻常的中日冲突吗！”

好几次，画匠看见桐岛痛苦地站在家门口，对着几个穿日本军服的人喊。可桐岛只是个文官，也没担任什么要紧职务，那些人只是嘱咐他协助好中日交流的艺术事宜便罢了。

“事已至此，还有什么艺术可言？难道要我找个画家，去画这些可怜的中国人，再宣扬说：这就是日本带给中国的恩荫吗！”

桐岛绝望又无力地抱怨着，但终究没到反抗的地步。相较之下，大学里的藤野先生就激进多了——他公开演讲，直称上海的日本军队是犯下滔天罪行的“鬼子”。

“报纸上说那是‘冲突’。冲突是用飞机去轰炸不会还手的普通人吗？这些字眼是‘鬼子’替杀戮缝制的一件体面衣裳，好让我们这些日本人心安理得地别过脸去。我们的国家，日本，现已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画匠也去听了那场演讲。其实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不少，可那天没有人为藤野先生鼓掌——因为演讲结束的当天，藤野先生就被日本军方的人抓走了。那天，一个叫伊势月的人来到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微笑着对日侨们说，藤野先生“思想不正，是需要被处决的坏人”，还说日本也并未在上海掀起什么大规模战事。接着，伊势月开始给众人分发日文印刷的报纸：报上对淞沪战事的报道，全是日本如何用“和平”在中国取得了大胜利。有日本士兵和中国士兵勾肩搭背的合影，有日本军官给满脸灰尘的孕妇发奶粉；还有一整版是新“收复”的村庄：大概是在蕰藻浜那边，家家门口插着太阳旗，村民列队垂手而立，欢迎日军进驻……

似曾相识的场景。然而在这一派祥和里，画匠却看见了无数个“鬼子”：一想到他与他们、与伊势月，竟同属一个国家的人，画匠就瞬间毛骨悚然，一股彻头彻尾的寒意从脊背一直凉到心里。

“我好像认识您，您是多年前那位画浮世绘的……本田先生？”

伊势月和善地同画匠打着招呼，可画匠却有了一种身份被生生撕裂的恐惧，鬼使神差地，他问了伊势月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