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世界上，只有拥有正确的身份，才配拥有爱吗？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相亲会办完当晚，家里突然涌来一批批提着礼当盒子登门拜访的人，他们都是现任远东集团军的要员，此前以各自的身份参加了诺门罕一战。在他们看来，“伊万诺夫”虽已隐退，此前也犯过不少“错误”，可诺门罕的胜利恰恰印证了他二十几年前的“正确”。于是，即使曾经唱反调的人，也开始重新爱戴伊万诺夫了。

“远东就像一座大房子，若不是老司令当年打下的地基，如今怕是所有人都要被埋在乱石碎瓦下了。”

众人由衷夸赞了一番，离开后留下满屋子芬芳的溢美之词。几十年过去，远东军从一个团扩编成了七十万人规模的地方集团军，很多人就像失忆一样忘记了其中的建设过程。所以清理那些礼盒时，伊万对春燕说“这就是捧杀”，因为远东并不是“伊万诺夫”一个人建设的，而“伊万诺夫”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大清洗结束了，可苏联的现有体制依旧容易滋生这种叫人偏执的捧杀——今天众星捧月，明天便是墙倒众人推。而人不该在自认正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全然正确；在被判定错误的时候，也未必真就一无是处。

“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广州遇到你的时候吗？当时我表面风光，实际上却抑郁得很，因为我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莫斯科中央指责我在远东搞地方主义，而蒋中正对我也是满心不满，北伐的方略上我们屡屡意见相左，经常是我说东，他说西，我说西，他又说东了。苏联和中国都不好办，我成夜成夜失眠，为了能继续推进事情进展，我就不得不强行伪装，伪装自己是一个——”

“钢铁丈夫？”

“哈哈，是这样，可惜那个时候还不是你丈夫。”

“也是，那时候我年纪小得很，玉堂红，真的好小啊，完全小姑娘。”

“但是这样一个小姑娘拯救了我。玉堂红还是有魅力的，上海滩女明星，现在完全变成裁缝店大姐了。”

“嗐，长得又不好看，涂脂抹粉，东施效颦，还不如现在的裁缝店大姐自然呢。不过我当裁缝店大姐，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遇到你。”

“也不一定，万一改衣服的时候注意到呢？言情小说里常有这种浪漫桥段……你别说，哈尔滨那晚还挺浪漫的。那晚下好大雪，我们都喝醉了，搂搂抱抱在街上走。”

“咦，豆子爹！你也这么觉得吗？是很像言情小说吧！感情很到位，你我都开心，所以有个健康优秀的孩子是正常的，还好一晚上就有了！”

“庆幸，真是太庆幸了，豆子同时拯救了我们俩。”

一个灵魂拯救了另一个灵魂，这拯救是双向的。夜里，两口子越聊越兴奋，借着相亲会的余温翻起旧账，他们用一种释然又庆幸的口吻，回忆当年那段并不那么“正确”的爱情。所有的艰难，所有的颠沛流离，都被他们大无畏的浪漫化解了。他们甚至用革命者特有的超然聊起了死亡：因为青岛的那段日子，二人都同意死在海里是最理想的。因为海是连着的，无论沉在哪一片水里，浪总会把他们送回彼此身边；再加上海不立碑也不留名，所以谁也别想再往他们头上安一个“正确”或“不正确”的名号。

他不需要正确，她也不需要正确，这是他们给彼此的誓言。

可他们没注意到，本该睡觉的小豆子一直趴在楼梯上偷听。

那一夜，班里的谣言、于娭毑的遮掩、帕斯捷尔医生讲过的故事，全都对上了。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窑姐与司令一夜风流的产物，意识到父母之间根本不是什么“正确”的爱，而是一场错误的“骗”。

什么正确错误，什么生啊死啊……这些事远远超出了一个七岁孩子所能理解的范畴，更何况她还是那个时代的苏联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她就在不停地接受关于“正确”的教育，可那一夜，没有人告诉她：“正确”本就是相对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心碎和沮丧里，这个孩子开始试图自救，她必须还原出一个“正确”的版本，才能说服自己“父母缘何成为她的父母”。诺门罕一战后，她亲眼见过太多人认为爸爸“正确”，于是索性把他简化成一个可以得到爱的“英雄”，把他和妈妈的过往简化成一出“救风尘”。而“救风尘”的戏里，总要有一个仗义的男人，和一个自甘堕落的女人。她便凭着自己简单而天真的心思，自以为公道地把过错一股脑推给了那个“女人”——

也就是她的妈妈。

于是，一个追逐“正确”的女孩，开始面对一个“不正确”的女人。在这份挣扎里，她好像终于懂了妈妈为什么三番五次地离家，因为妈妈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家；也许她还另有男人，另有孩子。妈妈对她那么好，不过是弥补罢了，否则怎么释然自己过去的罪。

回到卧房，钻进被窝，小豆子思索着，心碎着，啜泣着。正确和错误交织，爱和厌也交织，她用被子蒙住头，开始在黑暗里搭一个故事。这故事得是“正确”的：爸爸是英雄，妈妈是被英雄单向拯救的人，双方都理应心怀痛苦，可她刚把这故事搭起来，楼下的笑声就从地板缝里漏上来，那笑声太轻快了，一点也不像施救者，或者被拯救者。

“所以说，追寻真爱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爸爸一直在笑，他说他以后还要再办相亲会，妈妈笑得比爸爸还响。

他们对那段错误的过去毫无痛苦，毫无严肃，不后悔彼此的不正确的相遇，居然还认为那是“爱”。小豆子越想越冷，她想起爸爸妈妈说要死在海里——这话是恶毒的：他们要干干净净在海浪里走，可她是留下来的那个，她得替他们背着那份不正确的孤独活下去……

楼梯响了，爸爸妈妈上来了。小豆子立刻抹掉眼泪，闭上眼睛，故意把呼吸放得又长又匀。门被轻轻推开，他们走过来，把她蹬开的被角掖好，又吻了吻她的脸。

那吻是凉的，像带着一点海水的凉意。她没有睁眼，她也没有躲，爸爸妈妈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知道他们都爱她……

爸爸妈妈，不要离开我，不要奔向海流，把我一个人留在陆地上……这世界如此残酷，我还没有勇气目送你们离开……

门重新合上，屋里黑回去，父母离开了，小豆子睁开眼望着天花板。

好安静、好孤独的夜晚，像躺在海浪里一样。

虽然不知道眼前历史道路是否正确，但至少每个人都走在自认正确的历史道路上——即使这些道路在后人看来是愚蠢且错误的。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

1938年春夏，华北日军向武汉推进。武汉是国民政府抗战的核心，为迟滞攻打武汉的日军，国军决定以水代兵：6月9日，蒋中正下令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河水滚滚东南而下，淹没豫皖苏大片土地，村庄、农田、道路尽毁。讽刺的是，该“焦土政策”仅消耗了七千余名日军，却使得数百万中国人沦为被动的牺牲者：其中溺亡者数万，加上随后的饥荒、瘟疫与流亡，中国因黄泛而死的总人数估计在数十万至近九十万之间。为逃避“草菅人命”的骂名，蒋中正下令对外宣称大堤系日军炸毁，并让国军伪造轰炸现场、炮制舆论，但是花园口的不少河南本地人还是知道真相——毕竟当国军部队拉着炸药来的时候，他们好些人正在收夏田。

“世道不好，死是躲不过的，俺们想过各种死法，谁承想倒是叫光头放的黄河水淹死。没有田了，饿死人了，所以俺们就一路从河南逃难到东北谋生了。娃，恁叫啥名字？”

“王大鹅。”

“呀，这名字中啊，大鹅，农村一霸！”

1939年10月，满洲国新京市区东南角，溥仪新皇宫的建筑工地上，一群河南劳工正拉着五岁的大鹅唠嗑。因为濠镜当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新京支社都市计划局秘书长”，所以大鹅便天天跟着他泡在工地上。大鹅淘气活泼，大人忙的时候他就自个儿在沙土堆里滚，日子一久，工地上下都认得了这孩子。

因先前“黄泛”之患，大批河南人北逃至此，大鹅这阵子接触的便都是河南人，加之他学舌的本事极强，时间一长，也跟着工地上的河南人“俺”来“俺”去。每逢日落，濠镜来抓他回家，大鹅就一屁股赖在沙地上打滚耍赖，扯着嗓子嚎：

“王秘书长，俺不中咧——！”

夕阳西下，“王秘书长”抽起鞋底子就是把大鹅一顿暴打，旁边路过的关东军都在捂着嘴笑。

那么，为何这父子俩会在溥仪皇宫的工地上，旁边还有关东军呢？这还要从新京当下的规划说起。

日本对满洲的经营极为上心。新京的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瞄准“殖民样板”和“亚洲第一城市”，由关东军特务部、满铁、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三方协力操办。溥仪不敢多言，只提了两条要求：皇宫必须朝南，总监工须由中国人担任。满铁却另打着算盘——反正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住哪儿都无所谓，索性把皇宫塞进东南角一隅，两侧筑起关东军兵营夹峙。至于总监工那一条，也只是应付了事：他们确实从原满铁系统里找了个中国人，却是个早已改了日本姓名、入了日籍的“前中国人”。

所以如今，濠镜便又是“王秘书长”了。

“王秘书长，又在打你的鹅子了？”

几个同在新京都市计划局共事的日本同事和他打招呼。他们中文说得腔调古怪，尤其不会发儿化音，每次都把“儿子”说成“鹅子”。可即便这么别扭，日本人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讲中文。东北实在太大了，东北人也实在太多了。当年满铁本想大力推行奴化政策，强行普及日语，但成千上万的苦力大字不识几个，别说学日语，连认全汉字都费劲。真要等他们个个学会了日语再干活，满洲国的建设怕是十年都完不成。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底层照旧讲中国话，往上层层安插日本人监管，再挑几个“识时务”的日籍华人做中间人。

“中国有句古话削得好：西西务者，为俊杰。”

大鹅特别擅长学“大佐腔”，可每次一学舌就必挨濠镜一顿暴打——这打也是万不得已，毕竟大鹅的正式身份是“嵯峨公子”，而他那张嘴总是招惹麻烦。比如1939年2月，嵯峨浩在新京市立医院产下长女，取名“慧生”，意为“智慧高深”。溥仪无子，全家都在催浩赶紧生第二胎。那日彩和濠镜带着大鹅去探望浩，浩因为被催生而痛哭，结果大鹅冷不丁冒出一句：

“大姨，你已经有了慧生，再生个小孩，是不是得叫笨生？”

那天浩是笑得很开心，但剩下的人就尴尬了。

在濠镜眼里，如今大鹅已经到了“中日猪狗都嫌”的程度。比如溥仪皇宫刚打地基那阵，大鹅信誓旦旦保证绝不捣蛋，结果趁大人不留神，他手欠去玩裸露的电缆，最后被电得飞出一米开外。电流不太大，所以当时大鹅也是毫发无损，但好死不死从坑里飞到坑外，正正落在前来视察的溥仪跟前，把溥仪吓得魂飞魄散。

这事也不赖溥仪胆小，毕竟走到半路面前突然飞出个“死孩子”，换谁都得吓一跳。

除了溥仪，还有一位“受害者”是东条英机——他曾抱过大鹅，偏赶上那天大鹅红薯吃多了，他刚被抱起来没兜住劲，冲着东条英机崩出一个惊天动地的臭屁，熏得东条英机没抱够半分钟就赶紧把他放下了。

此外，大鹅夏天还把蟑螂当蛐蛐养，就养在工地旁边的关东军的仓库里。仓库修在凉爽的东北，可那年夏天，仓库闹的蟑螂多得堪比湿热的广东，若不是后来有人撞见大鹅孜孜不倦地给蟑螂群喂馒头渣，那泛滥的真相恐怕就要成为未解之谜了……

所以，大鹅学会粤语纯属逼不得已——日语骂人攻击性太弱，讲了他也当耳旁风；东北方言又太容易叫人听懂，唯有粤语是一种既安全又不失杀伤力的语言。粤韵风华，骂起人来动不动就“死”，就算活在人世也得时不时“食屎”。久而久之，大鹅被骂出了一副厚脸皮，任凭他爹把他骂得“死”去活来，他也压根不往心里去。

“这煞星！”

濠镜时而气得发昏，但工地上的河南人却都觉得大鹅是个好孩子——他不摆架子，没有阶级歧视，总是热热络络地招呼这些苦命人，那份亲近劲儿常叫他们想起远在河南的儿女。大鹅身上没有日本人那种客气的虚伪，虚伪不属于他真挚的本性，所以他无法变成日本人理想的“嵯峨公子”。

1939年11月，大鹅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七五三”。“七五三”是日本传统儿童成长仪式，五岁的男孩要在这一天正式穿上袴，成为一个可以为天皇战死的臣民和军人。然而，当时的大鹅对“为天皇战死”毫无概念——他才五岁，能有什么概念呢？清晨五点，天全是黑的，外面鸡都没叫，大鹅稀里糊涂地被濠镜从被窝里拽出来，刷牙洗脸时眼睛都是闭着的。

“爹，点解要咁早起身啊……”

“因为今日要进城。嵯峨公子，进城最重要嘅事系乜？”

“唔好调皮，唔好乱吵，唔好学狗喺地上乱爬……我波棱盖儿整破皮了，祖父母に叱られるかな……”

粤语、日语、东北方言，大鹅，不，嵯峨公子梦到哪句说哪句。那天梳洗打扮后被塞上轿车，他流着口水睡得东倒西歪，一会倒在濠镜的深色礼服上，一会倒在彩的淡绿色和服上。也不知睡了多久，轿车停了，车门拉开，嵯峨公子瞬间醒了，他高高兴兴地跳下车，迎面却撞上了太祖父和太祖母——

僵尸一般的太祖父穿着黑纹付羽织，那张衰老而发黑的脸上没有半点活人的气息，太祖母也僵立在一旁。他们此刻所在的地方正是供奉新京阵亡日军的神社，牌位背后的军人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之役，以及无数屠戮中国平民的战事。

之所以要在这样的神社里行“七五三”之礼，是有缘由的：嵯峨侯爵认为，自己的孙子如今极其欠缺“正确”，而这份过失全因他父母疏于管教。身为满洲华族的孩子，嵯峨公子既没有受过军国主义的熏陶，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身份”，反倒顶着那个丢人现眼的中国名字在沙土堆里跑来跑去，甚至觉得自己和那些脏兮兮的中国劳工没什么两样。

“这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人生，即为天皇战死。你的性命不属于你的父母，也不属于你自己，只属于天皇。”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便是错误的。自此，嵯峨公子被禁止再自称“王大鹅”，他在嵯峨府接受了严苛而扭曲人性的军国主义教育。功课繁重，体罚更是家常便饭，可他连喊疼都不被允许——“疼”是软弱，而软弱是眼下日本最不“正确”的东西。与此同时，工地上那些原本热情的河南劳工也渐渐疏远了他：得知他是个入赘日本的华人后代，他们便自顾自地把他划进了不正确的“汉奸”行列。

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也是错误的。

“我是日本人！”

“不对，不对，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中国人！”

“好吧，我是中国人！”

“不对，不对，你是个背叛天皇的日本人！”

成人世界的呼啸和尖叫蜂拥而来，“正确”变得如此要紧，嵯峨公子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畅快地笑了。然而他没有小豆子那样独立，一回到郊区的家，他就要做许多“不正确”的事：譬如对着妈妈嚎啕大哭，控诉自己在嵯峨府受的那些严苛对待，等哭够了，又没心没肺地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土、钻狗洞。而在这其中，嵯峨公子的妈妈起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因为她自己也是这么“不正确”地活过来的。

“没有人忍得了那种正确的教育。妈妈以前跪坐的时候还要被尺子量肩膀，天底下哪个傻子会一直盯着别人肩膀看呀！”

彩每次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儿子这边。她一边安慰，一边学着那个量肩膀的人，总能把嵯峨公子逗得破涕为笑。村里人笑话嵯峨公子是“妈宝男”，彩听了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这话说得没错。因为她是妈妈，她的职责就是不让自己的孩子感到委屈，而她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保护孩子，培养孩子。

“彩，也许你的人生是一种正确吧，但我不会这样选择。”

春燕曾经这样对彩说，彩问她什么才是正确，春燕却反问“正确非得那么要紧吗”，这世上给女人绑的“正确”还不够多吗？

“在成为我女儿的妈妈之前，我想先成为我。虽然不知正确是什么，但有一件事肯定是错的：我不能一味地牺牲自我，成为她的妈妈，然后把自己的人生遗憾都加到她身上，甚至指责她的出生造就了我的苦难——不，我永远不会这样。她是脱离于我生命的个体，只有我成为我，她才能自由。”

“可你不给孩子做便当，不全心照料她的起居，你什么都没有给过她。”

“也许吧，可我认为独立的本领是最该给予的。哪怕落在岩石缝里，她也能像一颗豆子那样长下去。将来她会有自己的事业、理想、爱好，感情上也完全自由，这样的人生我自己已经过了一遍，我知道它没有错。”

“你不怕你女儿埋怨你、指责你吗？她会觉得你没尽到母亲的本分，会疏远你，甚至恨你。”

“会。这会让我痛苦，可我还是选择先成为我自己。”

春燕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而彩始终认为春燕是错误的——她和春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所以此后无论怎样颠沛流离，她对儿子的态度都没变过，她全身心的母职牺牲成就了儿子的人生。往后，嵯峨公子的世俗成就要远远高于小豆子：父亲因为遭人陷害而去世后，母亲放弃过往的一切移居香港，才使得他能顺利熬过日本战败后的溃烂与艰难，完成学业，成就事业，并且在未来组建家庭。然而这份单向的牺牲也让嵯峨公子一生都对母亲怀着强烈的愧疚，直到垂垂老矣，他仍认为是自己的出生造就了母亲一生的苦难，也始终不愿原谅自己。如果可以让母亲再选一次人生，他宁愿不出生。

不过，这是后话了，当时的嵯峨公子并不知人生沉重，包括彩。

“管它正确与否，遇到难事，我们要说什么？”

“人活一世，最重要嘅事系开心……睇场电影就开心了。”

去嵯峨府前，嵯峨公子抽抽噎噎地和彩拉钩，约定周末回来后，母子俩一起去看当红女星李香兰的电影。

“君がみ胸に，抱かれて闻くは，

梦の船呗，鸟の歌……

水の苏州の，花散る春を，惜しむか，柳がすすり泣く……”

（翻译：依偎在你的胸前，听见的是梦中船歌与鸟儿的鸣唱……水乡苏州，春花飘零；杨柳是否也在为逝去的春光低声啜泣……）

李香兰的靡靡之音在满洲的繁荣和中国的破败中回荡着。

1939年，《苏州夜曲》传遍东京的大街小巷。这首由西条八十作词、服部良一作曲的曲子被东宝影业相中，定作了李香兰主演、预计1940年上映的《中国之夜》的插曲。为把宣传做到极致，东宝请来众多画师绘制风格各异的海报。凭着对苏州景致的生动描摹，画匠主笔、王小珩作助手的那幅拔得头筹。自此，二人一向拮据的日子迎来转机：家里终于有主动邀约的画稿合同了。

然而，缓和也只是暂时的，画稿是门看别人心情吃饭的手艺，再加上现在画匠还不出名，也不是每天都有约稿。刷墙、补漆、给人家修盆栽……过去两年为了活下去，他们干过的“美术杂活”实在太多。好在王小珩开窍，如今勾线和填色都学会了，所以可以让画匠专注画画。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美术老师，海外征战让日本国内物价飞涨，再下去可能又会像先前南京那样，连大米都买不起了。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一切发生前做些准备，多存些钱。”

王小珩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被动接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得有人把画推销出去。画匠要伏案画画，脱不开身；何况“谋杀伊势月”的事还悬着，他能不露面就尽量不露面。可她自己是个没有户籍的黑工，抛头露面地去谈生意，或是另找一份正经营生，都轮不到她。

于是，王小珩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先活下去。在她看来，活着是世界上最正确的事，伤痛、道德、责任，都能统统先放到一边。为了活着，她选择改变姓名，加入日本籍。

“这样没关系吗？毕竟你在南京经历了那些……”

“没关系，美术老师，你是你，他们是他们，日本是日本。”

1939年的日本仍旧采用明治时期的国籍法，只要父亲为日本人且承认入籍者为子女，就可以入日本籍。所以，王小珩没有花太多周折就把自己姓名改为了“本田珩”——除了“生母”填得有点惹人发笑。

“生母‘耀子’是什么嘛！只能叫我想到王宝钏的脸。”

“父亲大人满意吗？”

“满意，很满意，要是真这样和他过一辈子也很好啊。”

画匠和本田珩拿着入籍批准在房子里哈哈笑，而后就各自去画各自的东西了。时间在画稿的匆忙中一点一点过去，寂静，空虚。有时候画匠撇过头看本田珩的时候，会幻视“王世子”在屋子一角勾线描边。他们长得真像啊，像到叫人痛苦……但是他又自私地希望她把那个长麻花辫永远地留下去……

“放心吧，美术老师，我不会剪头发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王世子”对画匠很坦然，她认为生存之下，即使是自我欺骗，也没什么不对。只要画匠能振作精神，她愿意充当“王世子”。

“但是真的王世子不会画画，对吗？”

“对呀，他太笨了，咋可能学会呢。”

“所以说嘛，我还是面对现实吧——他已经死了啊。”

画匠每次都会开玩笑地这样说。

然而，痛苦不会因为一句玩笑就消散，只能自我欺骗罢了。打心底里，画匠始终不信老王死了，他甚至想过这人是不是又像天津那回一样，躺进棺材里假死一场，等风头过了再从哪个巷子口拐出来。他一直在这样幻想，可现在他必须说服自己：老王已经死了，不这样做，他就没法心安理得在东京留下去，或者在南京的毁灭里活下来。

痛苦是不会消散的，无数的夜晚，画匠都会梦到伊势月——他梦见伊势月把老王杀了，与自己坐在万人坑旁对话：

“中国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是幻化作故乡的异邦吗？”

每个夜晚都是噩梦，每个噩梦都是一场处刑，但是白昼时候，画匠依旧会顶着这种毁灭生存下去。

白昼时候，画匠一直在画《中国之夜》。苏州的水波、垂柳、月色，他一笔笔描出来，心里却痛如刀割。海报上要的是给日本人看的军国主义粉饰，画匠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也知道这样的苟活可以换取生存，可是他自己接下来如何面对长达几十年的精神毁灭，却不得而知……

瞧，这就是老王和中国留给他的“感情代价”。可即便如此，画匠也不后悔，他的心坚定如磐石，即便粉身碎骨，也永远都不会后悔。如果下辈子可以再做选择，他还是会选择与老王和中国相遇，即使是在画笔下的幻梦里。

“美术老师，我出门去了，希望今天能推销成功，拿一份广告画的订单回来。”

“好，一路小心！”

1939年9月，东京秋雨连绵，本田珩与画匠作别，迈出了自己推销事业的第一步：她打着伞挨个敲那些小型株式会社的门。好几天了，好几条街都走遍了，许多人都认识了这个长着虎牙、梳着长麻花辫的姑娘，但是她没有一笔成功的推销。然而，她这样频繁露面倒是招惹了不少男人：与惹人讨厌的王小珩不同，现在的“本田珩”已经是个模样长开的少女。一路上，很多男人介绍她去居酒屋当陪酒女，还说她琥珀色的眼珠子很有异域风情。然而，她不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陪酒女触及到了她“不和男人有身体接触”的底线，所以最后，她还是回归到了自己原先的谋生手段上来。

1939年11月，东京入冬，寒风萧瑟。本田珩白天推销，晚上作画，就这样苦熬了两个月，她推销到了人生第一个订单——新加坡陈氏橡胶厂想要在日本投放广告，这是一家很小的厂家，因为预算不够，所以只能找不出名的画师。

“厂家很小，老板很忙，而老板娘也要亲自到日本当打工仔。福建女人小气得很，特别刁难，你和她谈了便知。”

她们约定在一家咖啡店见，进门前，本田珩就听见尖锐且肮脏的骂人话。隔着门，本田珩听到老板娘用日语轮流骂人。在日华工的哀求说他们还有一家老小要养，希望老板娘不要在乱世克扣他们的工钱，然而老板娘吃人不吐骨头，她毫不理会别人的哀求，只想着赚自己的钞票……

“谁容易啊！打仗了，亡国了，你们不容易，我容易吗？老公破产了，我还生不出来儿子，谁容易啊！”

咖啡店门推开了，一刹那间，本田珩和陈婉云四目相对——彼时本田珩还是少女模样，而陈婉云涂脂抹粉，气质粗俗，宽阔肥硕的手臂里还抱着一个哭嚎挣扎的肉头孩子。两年时间过去，她从一个画画的内向女中学生变成了势利眼的老板娘。

咖啡店人声嘈杂，陈婉云看了本田珩几秒，最后选择了假装不认识。

“喏，小姐，合同拟好了，原来2/3的价格，你接就接，不接，我找别家去了。”

没有别家了，为了生存，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选择。

本田珩毫不犹豫地签了字，陈婉云一眼就认出对方拿着自己赠送的钢笔，那时陈婉云真想哭，可怀里那个肉头孩子也在嚎啕大哭。

“别哭了，真丧气！要不是你，我的人生能被毁了吗！”

陈婉云把眼泪咽回去，充满怨气地掐了一把女儿的肉腿，那腿上立刻浮起一片青红。就在她准备抓起合同离去时，咖啡店的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

“综合本台所得各方消息：自1939年9月1日凌晨四时四十分德军越境进攻以来，波兰战事历时月余。9月17日，苏联红军亦自东境开入波兰。至10月6日，德、苏两军已大致占尽波兰全境，双方依《德苏边境条约》补充议定书划界而分。至此11月，德国陆续将波兰西部各省并入本土；苏联则接管东部领土。英、法两国虽已向德国宣战，西线却仍未发生大规模交锋。欧洲表面上暂归沉寂，然而各国都在扩充军备。可以预见，这场战争远未结束，而人类历史将迎来新的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