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让愣了五秒，或者更久，直到掌心传来刺痛——指甲不知何时掐进肉里，留下四个月牙形的紫痕。他转身，踩到断掉的冰棒，脚底一滑，膝盖重重磕在水泥地上，疼得眼前发黑。他却顾不得，爬起来冲向门口，拖鞋跑掉一只也浑然不觉。楼梯间感应灯一层层亮起，又一层层熄灭，像一串被掐灭的火柴。

夜里的城中村像一座迷宫，电线横七竖八，把天空切成碎块。顾让赤着脚奔到巷口，柏油路面的余温透过脚底直窜心口。他抓住每一个路过的影子问：“有没有看见两辆黑车？”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卖炒饭的大叔摇头，撸串的学生耸肩，只有个捡纸箱的老太太抬头，颤巍巍指向主干道：“往那边去了，车尾巴闪着红灯，像官家的。”

“官家”两个字砸得顾让耳膜嗡嗡响。他想起沈砚反扣在席子上的手机，想起那个被挂断的“未知号码”，想起沈父上一次出现——是在两个月前的商场，西装革履的男人隔着玻璃冷冷扫了他一眼，像看一只臭虫。顾让的胃猛地绞紧，他弯腰干呕，却只吐出一口酸水，落在脚边，很快被地面蒸干。

他继续跑，穿过三条街，脚底被碎玻璃划破，血印在灰白路面上，像一串省略号。终于，他在24小时便利店借到电话，拨沈砚的号，关机。又拨给沈砚的室友，对方睡意朦胧：“沈砚？他爸傍晚来宿舍，说帮他办留学签证，把护照都拿走了……”

顾让挂断电话，身体顺着玻璃门滑下，坐在便利店台阶上。冷气从门缝里钻出来，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抱膝坐着，看血从脚底渗出，在台阶上积成小小一洼。灯光照得那洼血发亮，像一面扭曲的镜子，映出他惨白的脸——嘴唇干裂，眼眶通红，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成几缕，活像个被丢进油锅又捞出来的纸人。

店员递来纸巾和创可贴，他机械地道谢，贴好伤口，却迟迟不起身。街对面的写字楼还亮着几扇窗，像深夜睁开的眼睛。顾让盯着其中一盏，想起沈砚曾开玩笑说：“要是哪天我消失了，你就去最高的那扇窗找我，我肯定在灯里对你眨眼。”此刻，他真的一眨不眨地看着，眼皮酸得发痛，可那盏灯始终安静，像早已熄灭的星。

他起身，把沾血的纸巾揉成团，塞进裤兜——和中午那张写满数字的废纸挤在一起。然后，他拖着一只伤脚，往城中最高的写字楼走。夜已深，地铁停了，他花掉仅剩的二十块打车，钱包彻底空了。电梯一层层上升，镜墙映出他的影子：T恤被汗浸透，紧贴在肋骨上，像一张湿透的包装纸；眼角布满血丝，却亮得吓人。

顶层在天台，风大得仿佛能把人吹跑。顾让推门出去，空旷的平台上只有广告牌的霓虹在闪，红光扫过他脚尖，像探照灯。他走到栏杆前，俯身看下去，车流如织，灯光拖曳成流动的河。他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只有滚烫的风灌进喉咙，烧得他眼眶生疼。

沈砚不在这里。顾让早知道，却还是来了。他慢慢蹲下，把额头抵在冰冷的栏杆上，手指死死攥住铁栏，像攥住最后一根稻草。夜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腰侧一道旧疤——那是十三岁被碎酒瓶划的，如今在高温下隐隐发痛。他忽然笑了，笑得肩膀直抖，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像一部被按了静音的旧电影。

风把笑声吹散，也把眼泪吹干。顾让站起来，从裤兜掏出那团沾血的纸巾，展开，用指尖蘸了尚未干透的血迹，在水泥地上画线——先画一道，又画一道，渐渐画出一条歪歪扭扭的铁轨，通向天台边缘。画完，他抬脚踩上去，像踩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然后转身，一步一步，往漆黑的楼梯口走。身后，霓虹灯继续闪烁，将那道血色的铁轨映得忽明忽暗，像一条永远不会到来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