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初，成都。雨后天晴，阳光在对面办公大楼的玻璃上闪着，云团就在陈珈怡眼前飘过。再有不到一周，她就要去旅游了，去国外。这是她在夏天最忙的时候定的行程，一方面是怕自己闲下来忍不住去找E，另一方面她从毕业回国之后，就一直没再出国，她觉得有必要保持飞行的习惯。

这两天和留在国外的朋友联系起来，把那一周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计划去读书的时候没去的景点、看一场演出、去徒步、购物，参加一个朋友的暖房派对。一切都安排好了，不应该紧张，不会有意外出现，陈珈怡告诉自己。

但是越临近，她心里越乱。不露声色地慌张，面上比平常更加镇定。

这实在是太接近2019年底-2020年初她准备去瑞典那次的感觉了。当时她订好了所有的行程，签证、机票、包括要带给Fredrik的礼物。Fredrik在期待着她，在他们分别两年之后。她问：“除了这些我还要带什么？我实在想不出来了。”他回：“把你自己带过来就好了。”Just bring yourself. 别的都不用，把你带回我身边就够了。

就是这样遥遥相望互相期盼着，启程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临近。

不可能有任何闪失。

除非是疫情。

当时十二月底公司聚餐，同事们聊天说到武汉的病毒，她只当饭桌上许多话题中的一个；到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密的风声；到新年前一周和家人在外面吃火锅，年轻人都带上了口罩，长辈们还觉得小题大做；到新闻报道越来越确凿，新年前的天愈发地沉下来——她不知道这个病毒会有多大影响，但家人都在劝，现在外出不安全，她开始动摇；更多的想的是万一她去了，把危险带去怎么办——到除夕那天晚上，她对Fredrik说，她不去了。说白了是她自己的选择。他还拼命安慰她，说尊重她的决定，但他真的不认为这个病毒会有多么严重的影响。不要太伤心。珈怡。不要太伤心。我很想你，但是你开心和健康是最重要的。珈怡，不要太伤心。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三年。和三年之后恢复不过来的世界。到现在，她在岸上打捞自己。

从此就很怕远一点的旅行，害怕期待但凡稍微高一点，老天就会一个巴掌拍下来。对不确定性本身她是不害怕的，但对于看似一切都计划好，突然出现一个0.00001%的可能性，她怕到沉默。

总之，作为宇宙里一只小小的蚂蚱，陈珈怡祈祷这次的旅程不会落空。

2017年12月初，瑞典。那天中午吃完饭，Fredrik和陈珈怡躺在床上休息。新换了床单和被套，缩在被窝里很干爽。她的头枕在他的胳膊上，什么也不想，尽管接下来半个月内要做的事情简直堆在了一起：要去斯德哥尔摩的中国大使馆补办护照、帮家人带鱼油、文学课最后的作业、回国内学校要开的文件……但是呆在Fredrik身边，他的味道环绕她，就可以把这些让人头疼的东西暂时屏蔽在外。

她没有察觉他在想什么，直到他开口：“珈怡，你是什么时候走？”

陈珈怡有些诧异，他知道她年初走的：“一月份，我告诉过你。”

Fredrik顿了一会儿，说：“我是说确切的时间。”

她拿出手机查看回国的机票，说：“1月10日的飞机。”

Fredrik：“好的。”

又过了一会儿，他问：“你读研究生的时候，会去哪个国家？”

陈珈怡说：“美国吧。”那时候她其实没有想太多，因为从高中开始，去美国、读翻译或文学就是一件对她来说毋庸置疑的事情。

他说：“非要去美国吗，不可以回来瑞典吗。”

她说：“这个我没有想过……”想不到太多瑞典的文学院。

他说：“你只考虑你自己，是吗？”

陈珈怡有些恼火。她当时二十岁，做过的选择太少，不知道选择的分量。只觉得，原本想好的事情，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去做。她当然要去追求能让自己闪闪发光的学历、文凭，以及那个看起来十分理想的尽管她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

所以她说：“我不觉得我会来瑞典念研究生，我从没这么想过。”

他接着问：“那你觉得，你走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陈珈怡愣住。对于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个愣住所代表的迟钝简直不可思议。她设想的未来仿佛很远、很抽象，以至于根本无法触及当下的幸福；这使她对近在眼前的未来完全是茫然的，而就是这个近在眼前的未来，会改变当下的一切。

“那么，不然我们现在就分开？”她说。那是她那时候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