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搬去县城外祖家的第二个寒夜，王氏又在梦里哭醒，攥着沈老实留下的那只磨出包浆的木勺，指腹反复摩挲着勺柄上父亲刻的“砚”字，哽咽着念叨：“他说过，十月就回来陪我熬冬……”

沈砚之坐在床沿，给母亲掖紧打着补丁的被角，指尖触到她后背突出的肩胛骨——这三个月为了寻父，母亲几乎没吃过一顿饱饭。他将脸埋在母亲发间，那股熟悉的皂角味里掺了些枯槁的气息，心里的愧疚与急切又重了几分。自父亲失踪满三月那日起，寻父这件事，就成了他除备考童生试、帮衬家用外，最沉的执念。

转天清晨，沈砚之刚跟着外祖背完《中庸》的“天命之谓性”，院门外就传来一串熟悉的脚步声——是县衙的王捕快，那厚重的皂靴踩在青石板上，总带着些急慌慌的节奏。他迎出去时，正撞见王捕快挠着头叹气，粗粝的手指间攥着个油皮纸包，油星子已经浸透了两层纸。

“沈小哥，你可得帮我瞧瞧这个。”王捕快踏进院就往石桌旁坐，屁股刚沾石凳就把纸包往桌上一搁，里面的东西撞得“哗啦”响。展开纸包，一叠皱巴巴的账本和几块碎银滚了出来，碎银边缘还沾着点米糠。

“这是城南福记粮行的账？”沈砚之一眼就认出账本封面上烫金的“福”字印记——前几日他帮王捕快整理旧案卷宗时，见过这家粮铺的偷税记录，当时那本账记得规规矩矩，和眼前这叠简直是天差地别。

王捕快灌了口凉透的粗茶，苦着脸说：“可不是嘛。粮铺掌柜张老栓今早哭着来报案，说账房先生卷了三个月营收跑了，可我翻了这账，总觉得像吞了颗生花椒，麻得慌又说不出哪儿不对。”

沈砚之把账本在石桌上摊开，秋日的阳光刚好落在泛黄的纸页上，照得墨迹里的浮尘都清晰可见。账本上的字迹潦草得像被狗刨过，收支记录东一笔西一笔，可他指尖划过几页就停住了——每月初一的“进货银”都比市价高出两成，而“营收银”后面总有几处用米汤涂改的痕迹，遇着阳光就显出淡淡的印记。

“王叔你看这里。”他指着五月的账目，“初一进十石米，记的是每石五钱银，可我上周去西市买米，陈米才三钱，新米也不过三钱五。张老栓既做粮生意，怎么会花这冤大头钱？”

王捕快凑过来一看，巴掌重重拍在大腿上，震得石桌上的茶碗都跳了跳：“我就说不对劲！可张老栓一口咬定是账房贪墨，还在县衙门口哭天抢地，说再追不回钱就要破产上吊。”

沈砚之没接话，指尖继续往下翻，忽然在七月的账页上顿住——纸页边缘沾着一点淡青色的绣线，细得像蛛丝，账本夹层里还掉出半块绣着兰草的帕子。帕子针脚粗糙，线迹歪歪扭扭，兰草的叶子都绣成了麻绳样，绝不像女子的手艺。

“这帕子是账房的？”他捏起帕子，指腹摩挲着边缘的毛边，闻到一股淡淡的艾草味。王捕快点头：“从账房住的柴房里搜出来的。张老栓说账房是个独居汉子，哪会用这种绣帕，肯定是偷客人的。”

“不是偷的。”沈砚之把帕子凑近阳光，能看见布料纤维里嵌着的艾草碎，“这帕子是男子绣的，针脚虽糙，但兰草的根脉绣得清楚，是用心了的。而且艾草味浓，柴房潮气重，正好用来驱虫——倒是合情理。”他忽然想起什么，飞快翻到三月的账目，指尖点着数字，“王叔，张老栓说账房卷款跑了，可三月到六月的营收加起来才十五两银，不够他盘缠到邻县，更别说远走他乡。”

沈砚之站起身，青布长衫在风里扫过石凳，“咱们去粮铺看看。”王捕快虽还有些糊涂，但见他眼神笃定，还是揣起账本就跟着往城南去。

福记粮铺里乱哄哄的，张老栓正对着伙计发脾气，手里的算盘往柜台上砸得“噼啪”响。见王捕快来了，他立刻收了火气，换上哭丧脸迎上来，肥肉堆起的脸上挤出两道褶子：“王捕头，您可一定要帮我把钱追回来啊！我这小本生意实在经不住折腾。”

沈砚之没理他，绕着粮铺转了一圈，前堂的米缸都装得半满，后院的柴房却锁着，窗台上还留着新鲜的泥脚印，印子边缘很清晰，像是今早刚踩的。“张掌柜，账房的东西都搬空了？”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张老栓的身子顿了一下。

“都、都搬空了，那白眼狼连床破被子都没留下。”张老栓眼神飘向柴房的方向，飞快地移开。沈砚之指了指窗台：“可窗台上的脚印是新的，而且这锁是昨天才换的吧？锁芯上的铜锈都没磨掉，还泛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