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校园恢复了人气，但我的心却留在那个雪夜急救电话的冰冷回音里。苏景辰母亲后来发来一条简短的短信：“景辰住院观察了，情况稳定。谢谢你，瞿若同学。” 我没回复。那声“谢谢”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指尖发麻。

我刻意屏蔽所有关于他的消息，把自己埋进新学期的课题和实验室。林远似乎察觉到我情绪不对，约了我几次被拒后，也渐渐不再打扰。我像个缩进壳里的蜗牛，用忙碌铸成高墙，试图将那个名字隔绝在外。

然而，高墙总有缝隙。

三月初的一个周末傍晚，我在图书馆查资料直到闭馆。抱着厚重的文献出来时，天色已暗，路灯刚刚亮起。通往宿舍的林荫道寂静无人，只有风吹过光秃秃树枝的声响。

就在拐弯处，我看见了那辆眼熟的旧自行车，靠在路灯柱上。车旁站着一个人，影子被拉得很长。

是苏景辰。

他穿着件半旧的灰色夹克，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垂着头。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抬起头。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瘦了，脸颊凹陷，但眼睛却亮得异常，像燃烧着某种压抑的火焰。

我脚步一顿，心脏瞬间被攫紧。几乎是本能地，我想转身就走。

“瞿若。”他先开口了，声音有些哑，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能聊聊吗？就五分钟。”

“我们没什么好聊的。”我抱紧怀里的书，指节发白，“你答应过……”

“我答应过不打扰你。”他接过话，向前走了一小步，停在一個不至于让我立刻逃开、却又充满压迫感的距离，“我没想打扰。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在吃药，定期去看医生。也在努力…找更好的工作，晚上多接了一份数据录入的活，虽然钱不多，但能攒一点。”

他语速平缓，像在汇报工作，眼神却死死锁住我，不放过我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

“医生说我有进步。至少…上次之后，我没再想过死。”他扯了扯嘴角，试图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你那天说的话，我每个字都记得。‘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这是我全部的动力。”

我喉咙发干。我那些在急救关头脱口而出、只为稳住他情绪的话，被他当成了圣经，字句句刻进了骨血里。

“那是…”

“我知道，只是‘也许’。”他打断我，眼神黯了一瞬，随即又被更炽热的光取代，“但这就够了。瞿若，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不要求你回到我身边。我只求你…别彻底判我死刑。给我一个待在能看到你的地方、慢慢变好的机会，行吗？”

他的语气近乎哀求，姿态放得极低，可那目光中的偏执却浓烈得几乎化为实质。这不是请求，是另一种形式的宣告——他要用他的方式“变好”，而这个过程，必须以“我”为坐标和祭品。

我感到一阵窒息。“苏景辰，你的生活不应该围着我转。你需要为自己活。”

“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活。”他回答得飞快，仿佛早已将这句话演练过千百遍，“但我会学。你看，我在学了。所以…别赶我走，别让我连远远看着你的资格都没有。”

他不再说话，只是用那双燃烧着痛苦与渴望的眼睛看着我，等待我的“恩赐”。晚风吹过，带着料峭春寒。我们之间的空气凝固了，只剩下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我知道，如果我此刻严词拒绝，甚至只是冷漠地转身离开，都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更不可预测的后果。可如果我给出哪怕一丝软化的迹象，都会被他无限放大，成为他更加执着、更深入我生活的理由。

进退两难。

“……随你。”最终，我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但保持距离。否则，连‘也许’都不会有。”

说完，我几乎是逃也似的从他身边快步走过，不敢回头。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如芒在背，一直追随着我，直到我消失在宿舍楼的拐角。

---

那次的“见面”像一个不祥的开端。苏景辰开始以一种更隐蔽、更渗透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边缘。

我不再“偶然”地在路上遇见他，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图书馆我常坐的靠窗位置，有时会多了一杯温热的、无糖的豆浆——那是我高中时的习惯。实验楼下的自行车停放区，我那辆旧单车的气门芯上，偶尔会挂着一个驱蚊的小香囊，散发着淡淡的草药味。甚至，我提交给导师的一份报告初稿里，一处细微的数据笔误被人用铅笔极轻地圈了出来，旁边是熟悉的、力透纸背的字迹：“此处存疑，建议复核第三组数据。”

他没有直接接触我，却无处不在。这种无声的“关怀”比直接的骚扰更让我毛骨悚然。它像一张细密的网，缓慢地收紧，提醒我：他了解我的一切，他在注视着我的一切。

我试过换座位，扔掉豆浆和香囊，甚至想过换导师避开那份报告（最终未能实行）。但每一次“清除”，都会带来一种更隐秘的“补偿”。比如，第二天座位上会放着一本我找了很久的绝版参考书的影印本；或者，在食堂排队时，听到前面不相识的同学偶然提起“有个奇怪的人好像在收集这种旧书”。

恐惧在升级，从对激烈冲突的恐惧，变成了对这种无孔不入、温水煮青蛙式渗透的恐惧。我变得疑神疑鬼，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在跟踪，回宿舍要先检查门缝下是否有异物。赵明说我脸色差得像鬼，问我是不是还在被骚扰。我摇头，却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怎么说？说一个“已经保持距离”的人，正用更高明的方式将我笼罩？

与此同时，苏景辰的“汇报”也在断续进行。通过那个他母亲曾打给我的号码（我始终没存，但已能背出），他会发来极简的短信，像在完成某种任务：

“3月15日，复诊，医生说状态平稳。新工作适应中。”

“4月2日，爸做了复查，情况稳定。天气转暖，注意流感。”

“4月20日，发工资了。存了一部分。你…最近好像很忙，别熬夜。”

我从不回复。但这些短信像定时滴落的冰水，不断提醒我他的存在和他的“努力”。每一条都像是在说：看，我在为你变好，我在遵守“约定”，所以，你不能收回那个“也许”。

---

转折发生在五月的一个闷热夜晚。我因为一个实验数据反复出错，在实验室待到快凌晨。疲惫和挫败感让我头昏脑胀。离开时，我才发现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没带伞。

实验楼距离宿舍有差不多二十分钟路程。我看着密集的雨幕，咬了咬牙，准备冲回去。

刚跑出楼门，一把黑色的大伞就撑在了我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