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墨尔本国际机场。晓薇拖着两个严重超重的行李箱，步履沉重地走出闸口。南半球夏末的阳光明亮得刺眼，空气干燥，带着陌生的桉树气息。巨大的指示牌上是看不懂的英文。行李箱里，塞着她最珍视的那套紫砂工夫茶具，用衣服层层包裹着。

最初的适应期，像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战役。语言是第一个难关。一次在学校食堂，她想点虾（Prawn）意面，却紧张地说成了“Pawn”（典当）意面。食堂大妈一脸困惑，旁边几个本地学生哄笑起来。她窘迫得满脸通红，最后还被多收了30澳元。她住在学校安排的Homestay，房东是个独居的苏格兰裔老太太，每晚习惯喝一杯威士忌。老太太人不错，但口音很重。她教晓薇用最地道的澳洲口音说“No worries”（没关系），带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洒脱。晓薇学了很久，却总觉得自己的发音带着抹不掉的潮汕腔调。

无数个深夜，她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敲打着给陈默的邮件。写她在图书馆看到的、美得惊心动魄的日落，金色的阳光洒满整个阅览室，像极了……她犹豫了很久，删掉了“像山东秋天的高粱地”，改成了“像一幅油画”。她写课程的压力，写设计的灵感，写对家乡食物的思念……写到最后，总是变成无法发送的长篇独白。她关掉文档，走到窗前，看着墨尔本清冷的夜空下陌生的南十字星，泪水无声滑落。那个叫陈默的男人，像她行李箱里那套茶具一样，成了她无法轻易示人、却又无法割舍的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