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跳起来，差点撞翻马扎。就见阿黄摇摇晃晃地站在门槛外，浑身的毛都耷拉着，沾着草屑和泥土，往日亮晶晶的眼睛半眯着，脸色青得吓人。再往下看，它那条受伤的后腿上，赫然多了两个深紫色的牙印，周围的毛都焦了。

“阿黄！” 我尖叫着扑过去，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我连哭带喊地往屋里冲，把阿爷阿姥从床上拽起来。阿爷眯着眼瞅了瞅阿黄的伤口，眉头瞬间拧成个疙瘩，没说一句话，转身就往门外跑。没过多久，他攥着一把沾着露水的青草回来，叶子捏碎了，挤出碧绿色的汁，一股脑往阿黄的伤口上抹，动作又快又急。

“快！把车推出来！” 阿爷冲阿姥喊，自己已经弯腰去解三轮车的锁。他把阿黄小心翼翼地抱进车斗，铺了件旧棉袄当垫子，然后跨上车子，“蹬蹬蹬” 地就往镇上赶。晨光里，他佝偻的背影踩得三轮车吱呀作响，像在跟什么东西拼命赛跑。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车影越来越远，手心里全是汗。阿黄的尾巴尖在车斗里轻轻晃了一下，像在跟我打招呼。那一刻突然觉得，它不是在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是拼了半条命，也要回到我们身边。

后来阿爷蹲在门槛上抽着烟，烟袋锅子磕出火星，才慢慢跟我说：“阿黄命硬。” 他说那蛇压根不是五步蛇，就是条普通水蛇，毒性浅，“只是流血太多，耽误了时辰，那条后腿终究是废了。”

我凑过去看阿黄，它趴在草堆上，前腿蜷着，那条伤腿直挺挺地伸着，毛被药水浸得打绺，往日亮晶晶的眼睛半眯着，却还是认出了我，尾巴尖轻轻扫了扫我的手。我一下子把它搂进怀里，它轻得像团棉花，喉咙里发出 “呜呜” 的声，像在撒娇，又像在委屈。心里猛地揪紧了 —— 管它少条腿还是怎样，只要活着就好。从那天起，谁要是敢冲阿黄瞪眼，我第一个跟他急。

自那回阿黄护着我们跟蛇对峙后，它在我们这帮孩子里的地位彻底不一样了。燕子兜里的糖，总先剥给阿黄舔；分烤红薯，最大块准塞给它。她甚至拍着胸脯宣布：“阿黄排第一，朱大强？往后捎捎。” 朱大强在一旁急得抓耳挠腮，却只能看着阿黄叼着红薯块摇尾巴，嘟囔句 “狗仗人势”，转头还是会把家里的猪骨头偷偷留着。至于临阵脱逃的大宝，早被燕子从队伍里划了去，“胆小鬼不配跟我们玩”。

变故是阿姥走那天来的。她没说去哪，只收拾了个小包袱，临走时摸了摸阿黄的头。阿黄成了我和阿爷唯一的念想 —— 阿姥没带走它，许是盼着它替自己守着这个家。自那以后，阿黄每天天不亮就蹲在村口的石墩上，耳朵竖着，眼睛望着镇上来的方向。晨雾里，它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暮色中，它的毛沾着露水，却一动不动。阿爷说，阿姥走时跟阿黄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好阿黄，等阿姥上街给你买骨头，在家乖乖等。”

可阿姥再也没回来。阿黄却天天守在石墩上，像个钉在那儿的小哨兵。猪司令看它可怜，每天从家里偷块带肉的猪骨头，揣在怀里跑过来，蹲在它身边一起等。燕子也总拉着朱大强来，陪它在田埂上晒太阳，跟它说学校里的事，仿佛这样就能替阿姥陪它多待一会儿。

再后来，阿姥的死讯传回来时，阿爷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等他出来，看阿黄的眼神就变了，说不清是怨还是疼，常常别过脸去，不愿多看。阿黄也老了，走路一瘸一拐，看家时听见动静，喉咙里只能发出 “嗬嗬” 的声，再没力气大声吠。可它还是每天往村口跑，吊着口气，像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

我去外地上大学后，很少回家。朱大强去当了兵，偶尔托人捎回些肉干，却再没机会亲手喂给阿黄。燕子跟着姑姑去了城里打工，留下她那个精神失常的父亲，每天坐在阿黄旁边，对着村口傻笑 —— 阿黄在等阿姥，他在等燕子。

又过了些年，燕子也没了消息。朱大强荣誉退伍回了镇，前两年打电话问我燕子的下落，我没说。他沉默了半晌，突然说：“把阿黄给我吧，我养着。” 我心里发酸，阿黄年纪大了，阿爷早懒得管它，跟着朱大强，或许是个好归宿。

一年前，朱大强打来电话，声音哑得厉害。他说阿黄走了，老死的，走的时候趴在他给铺的棉垫上，没遭罪。他特地给阿黄办了场葬礼，就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来的人不少，大宝带着媳妇孩子，芳芳抱着她满岁的二胎儿子，阿爷拄着拐杖站在最前头，背比从前更驼了。

只是人群里，终究少了两个人 —— 阿姥没等来，燕子也没到。朱大强蹲在阿黄的小坟前，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声混着风里飘的纸钱味，像个迷路的孩子。他许是借着阿黄的葬礼，把这些年攒的念想和委屈，都哭了出来。

风吹过老槐树，叶子沙沙响，像阿黄从前摇尾巴的声。我握着电话，突然想起小时候阿爷说的话 —— 狗是替逝去的人来还债的。阿黄用一辈子还了这份债，守着我们，守着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直到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