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各位，我认罪。”他的声音平静，“但我请求法庭允许我说几句话，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为了这个行业还能有未来。”

法官允许。

沈墨转向旁听席，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我出生在航运世家，从小在船上长大。我父亲沈从舟常对我说：‘墨儿，航运业是文明的血管，我们的责任是让血液干净地流动。’”

“但我后来发现，血管里有了血栓。有些人想控制血流的方向、速度，甚至想往血液里掺东西。我父亲想清理，但被血栓吞没了。我接过他的位置，想从内部改革，但我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血栓的力量。”

他停顿，像是积蓄勇气：“今天站在这里，我很庆幸。庆幸终于不用再演戏，不用再权衡，不用再计算哪些罪可以犯、哪些底线必须守。犯罪就是犯罪，没有灰色地带。”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但在此之前，我要完成一件事——”他看向检察官，“我请求当庭提供‘海神议会’欧洲核心成员的完整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他们在瑞士银行的账户流水、在巴拿马的离岸公司结构、在IMO内部的影响力网络，以及——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法庭哗然。辩护律师试图阻止，但沈墨坚持：“我的律师很尽责，他想让我争取减刑。但对我来说，减刑不如赎罪。这些证据我已经整理成册，原件存放在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箱，密码只有我知道。我请求通过外交渠道取回。”

法官与合议庭短暂商议后，同意了。

沈墨开始陈述。他像在做一个技术报告，冷静、精确、不带感情：

“‘海神议会’的欧洲核心成员有三人。第一位，前英国海军上将，退役后担任多家航运公司顾问，利用军中人脉为特殊货物开辟‘绿色通道’。第二位，欧盟某机构高官，负责航运环保基金审批，将数亿欧元补贴导向关联企业。第三位——”

他停顿，看向旁听席上的几位外国记者：“是IMO某专业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现任一家‘航运区块链公司’的特别顾问。这家公司正在游说各国采用他们的系统作为‘全球船舶碳交易唯一平台’。如果成功，他们每年将收取交易额2%的手续费，预计超过十亿美元。”

“而这个系统，”沈墨调出投影——法官允许使用证据展示设备，“有一个后门设计。通过调整碳数据，可以让某些船舶‘看起来’更环保，从而获得碳配额奖励；也可以让竞争对手‘看起来’排放超标，面临高额碳税。”

旁听席炸开了锅。记者们疯狂记录。

“如何证明？”检察官问。

“我是亚洲区协调人，所有重大决策需要三方共同授权。”沈墨展示一份加密邮件截图，“这是去年11月的会议纪要，讨论如何‘引导’IMO制定有利于我方系统的标准。邮件里明确提到，要在公约草案中埋入‘技术依赖性条款’——即要求船舶使用‘经认证的系统’，而认证权掌握在少数机构手中。”

他看向何无夕：“何小姐在IMO会议上质疑的，正是这个条款。但当时她不知道，起草这个条款的人，就坐在主席台上。”

所有人都看向旁听席——克拉克爵士的助理今天也在场，脸色煞白。

“最后，”沈墨的声音第一次颤抖，“关于我父亲的死。他确实中风，但中风后本可抢救。是欧洲那边的人，通过医院内部关系，延缓了关键药物的使用。他们担心我父亲清醒后会说出一切。这件事的直接执行者，是‘会计’安排的，但我当时知情却没有阻止。这是我最不可饶恕的罪。”

法庭死一般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