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兰从厨房跑出来，看到林秀莲倒在地上，她也吓坏了。她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后来桂兰说，不能让人知道，知道了就完了，拆迁款就没了……我们用那个编织袋把她装起来，趁晚上没人，抬到楼顶的杂物间里……”

“拖把杆呢？”

“拖把杆我带走了，用锯子锯断了，短的扔到了江里，长的那个放在工具箱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扔掉，可能是忘了……”

苏雪芮靠在椅背上，没有继续追问。她看了秦安玉一眼，秦安玉在记录本上飞快地写着，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在安静的询问室里很清晰。

在隔壁的询问室里，王桂兰在被问到编织袋的DNA结果之后，沉默了大约一分钟，然后突然哭了出来。她的哭声很大，隔着一堵墙都能听到，是一种压抑了很久之后终于释放出来的、不加掩饰的嚎啕大哭。

“是他打的，不是我……我让他别打了，他不听……他打完了我也没办法，人都死了，能怎么办……他说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就帮他一起把尸体抬上去了……”王桂兰一边哭一边说，断断续续的，话不成句，但核心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

询问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林建国和王桂兰分别供述了全部作案经过，两个人的供述在关键节点上高度一致，争执的起因是拆迁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林建国用拖把杆击打了林秀莲的头部，王桂兰在场但没有有效阻止，事后两个人合谋藏尸，伪造了林秀莲离家出走的假象。

询问结束后，苏雪芮把两个人的供述笔录整理好，让他们分别签字按手印。林建国签字的时候手抖得很厉害，名字写了三遍才写清楚。王桂兰签字的时候已经不哭了，但眼睛红肿，脸上的妆全部花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当天晚上，秦安玉给肖屹璃发了一条长语音。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累，语速比平时慢了很多，每个字之间的间隔明显拉长了。

“招了。林建国和王桂兰都招了。林建国用拖把杆打了林秀莲的头，打了一下，林秀莲就倒下去了。不是故意的，但他确实动了手。王桂兰帮他一起藏了尸，藏了三年。”

“编织袋上的DNA是决定性的证据。”肖屹璃回复了一条语音，“没有那个，光靠木棍和骨折形态的证据，定罪力度不够。”

“对，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她说这次你们法医的贡献很大，尤其是那个木质纤维的分析，直接锁定了凶器的材质，让后续的物证比对有了方向。”

“这个案子破了就好。你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嗯，你也是。明天还有得忙，要写结案报告，一堆材料要整理。晚安。”

“晚安。”

案子告破之后，苏雪芮带着秦安玉和整个专案组花了一周的时间整理案卷材料，把所有的证据——尸检报告、DNA比对结果、微量物证分析报告、询问笔录、搜查记录、物证照片——按照时间顺序和证据链的逻辑关系整理成了一份完整的案卷，移送给检察院审查起诉。

林建国和王桂兰因故意杀人罪被依法逮捕。林建国是直接加害人，王桂兰是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和包庇犯，两个人的罪名不同，但都面临着严厉的法律制裁。

老楼的拆迁补偿款按照法定继承顺序进行了重新分配。林秀莲没有配偶和子女，父母也已经过世，她的那份补偿款由她的兄弟姐妹继承——也就是说，由林建国和另一个在外地的哥哥平分。但林建国作为杀害林秀莲的凶手，依法丧失了继承权，所以林秀莲的全部补偿款最终由那个在外地的哥哥一个人继承。

案子尘埃落定的那天，J市下了一场雪。雪不大，细细的，像盐粒一样从灰白色的天空中飘下来，落在市局大院的停车场上，落在那辆深灰色SUV的挡风玻璃上，落在那栋灰白色的法医鉴定中心大楼的屋顶上。

肖屹璃从鉴定中心出来的时候，看到秦安玉站在大楼门口，穿着警服，没有戴帽子，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很快就化了。秦安玉看到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她在大学里第一次跟肖屹璃说“你好”的时候一样，自然的、不刻意的、恰到好处的弧度。

“走，我妈说请你吃饭，这次是真的庆功。”秦安玉说。

“你妈又请？”

“这次是局里请，不是她个人。法医鉴定中心和刑侦支队联合办案，案子破了，大家一起吃顿饭，算是工作总结加庆功。陈教授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