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屹璃跟着刘主任下了楼。楼下停车场里，刘主任开的是法医鉴定中心的那辆白色SUV，后备箱里常备着勘查箱、防护服、照相机和各种采样工具。肖屹璃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系好安全带。刘主任发动了车子，从市局大院驶出，往城东区的方向开去。

“城东实验中学，初中生，跟同学吵架被推倒，后脑勺磕在花坛边上，送医院路上没了。”刘主任一边开车一边简单复述了警情，“分局的初步勘查说现场有监控，拍到全过程了，但死者家属不认可，说推人的那个同学是故意杀人，要求严惩。目前学校方面压力很大，分局那边希望我们能尽快给出明确的死因结论。”

“后脑勺着地，磕在花坛边缘，要考虑颅脑损伤的可能。”肖屹璃说。

“对，但不能先入为主。到了先看现场，再看监控，然后做尸检。死因的判断不能只靠一个磕碰的动作，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排除了才能下结论。”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到了城东区实验中学。学校位于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旁边，校门口已经停了两辆警车，一辆是城东分局的，一辆是市局刑侦支队的。刘主任把车停在警车后面，肖屹璃跟着他下了车。

校门口站着几个学校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大概是校长或者教导主任之类的人物。他们的表情都很紧张，有人看到警车来了之后明显松了一口气，但又立刻绷紧了，因为知道接下来的事情不会轻松。

刘主任和肖屹璃在校门口做了来访登记，然后被一个穿制服的保安带到了校内。事发地点在学校的操场上，从校门口走过去大约五分钟的路程。操场是一个标准大小的田径场，铺着红色塑胶跑道和绿色人工草坪，操场的一侧是一排花坛，花坛的边缘是用浅灰色瓷砖贴面的水泥结构，高度大约三十厘米，宽度二十厘米左右。

花坛旁边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警戒线外围着几个穿警服的民警，还有几个穿着学校工作服的人在远远地站着看。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从警戒线里面走过来，朝刘主任伸出了手。

“刘主任，辛苦了。我是城东分局刑侦大队的李国强，这个案子我们大队长让我先过来处理。”李国强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本地口音，手掌粗糙，握手的时候力气很大。

“李队，这位是我们技术大队法医室的肖屹璃，C大法医学博士，刚入职的。”刘主任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朝花坛的方向看了一眼，“现场保护得怎么样？”

“基本没动。事发的时候是课间，大概九点十分左右，两个男生在操场上发生了口角，然后一个推了另一个，被推的那个往后倒，后脑勺磕在花坛这个边缘上。”李国强用手指了指花坛的某个位置，“倒地之后据说浑身抽搐，手往上伸，老师来了以后打了120，救护车大概十五分钟到的，但在去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目前推人的那个学生已经被老师带到办公室了，他的家长正在赶来的路上。死者家属——父母都已经到了，情绪很激动，在校门口那边，我们的同事在安抚。”

肖屹璃沿着李国强指的方向看过去。花坛的边缘上有一处不太明显的痕迹——瓷砖表面有一小块区域的颜色比周围深一些，像是被什么东西蹭过的样子。花坛旁边的地面上有一个白色的标记圈，大概是分局的勘查人员先期做的一个标记，用来标注死者倒地时的头部位置。

“监控呢？”刘主任问。

“监控在。学校在操场边装了好几个摄像头，其中有一个正好对着这个方向，拍到了全过程。视频我们已经调取了，分局技术室的人正在看，但原始文件还没有转过来。”李国强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死者家属不认监控，说监控只能看到推的动作，不能证明推的那一下就是致命伤，要求做尸检。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在校门口吵，说要把推人的那个学生抓起来判刑。”

刘主任点了点头，没有对家属的态度做任何评价。他转身对肖屹璃说：“先做现场勘查，把花坛边缘和倒地位置的血迹和生物样本提取了，然后去医院。尸体现在应该在医院的太平间。”

肖屹璃从勘查箱里拿出一次性手套和口罩戴上，蹲在花坛旁边，开始仔细检查那个深色的痕迹。痕迹的面积不大，大约三厘米乘两厘米，颜色是暗红褐色，在浅灰色的瓷砖表面比较显眼。她从勘查箱里拿出一根无菌棉签，用蒸馏水湿润了一下，然后在痕迹表面轻轻擦拭，将棉签旋转着涂抹了几圈，让棉签的纤维充分接触痕迹的表面。擦拭完成后，她把棉签放进了无菌的试管里，盖好盖子，在试管标签上写下了“现场-花坛边缘-疑似血迹”和当前的时间。然后她用同样的方法提取了第二份样本，作为备份。

“现场血迹提取完毕，两份，一份检材一份备份。”她对刘主任说。

刘主任点了点头，在勘查记录表上签了字。肖屹璃把试管放进勘查箱的冷藏格里，然后开始对倒地位置的地面进行勘查。塑胶跑道的表面是颗粒状的，有细微的孔隙，如果有血液或者组织液渗进去，提取的难度会比光滑表面大一些。她蹲下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白色标记圈内的塑胶表面，没有看到明显的血迹，但在塑胶颗粒的间隙里发现了几根头发，长度大约两到三厘米，颜色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