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过完，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街上的店铺陆续开了门，路上的车多了起来，人们又回到了日常的轨道上，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而复始。法医室的工作也恢复了正常的节奏，案子的数量从假期后的低谷慢慢回升，到了二月底的时候已经回到了正常水平。

二月的最后一周，J市下了最后一场春雪。雪不大，细细的，像盐粒一样从灰白色的天空中飘下来，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只在草坪和车顶上留下了一层薄薄的白色。肖屹璃在法医室里看着窗外的雪，觉得这场雪像是冬天在告别，下完了就轮到春天了。

周三上午，一个电话打破了法医室的平静。

电话是老周接的，说了几句之后他的表情变了，从值班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放松变成了一种专注的、警觉的状态。他把电话挂了，转过头来看着刘主任。

“刘主任，城东分局来电，城东区一个废弃工地发现了一具尸体，不，不是完整的尸体，是尸块。肢解的，没有头。”

法医室里的空气凝固了一瞬。

“几个人的？”刘主任问。

“目前只发现了一具，需要现场勘查确认。”

“走。”刘主任站起来，从衣架上拿了外套，“老周、小肖，你们两个跟我去。小李在室内待命，等现场情况出来了再决定要不要增援。”

肖屹璃合上了面前的那本专业书，从抽屉里拿出勘查箱，检查了一遍里面的工具是否齐全，手套、口罩、护目镜、手术刀、剪刀、镊子、试管、证物袋、相机、测量尺，每一样都在。她把勘查箱的盖子盖好，拎起来，跟着刘主任和老周出了门。

车子从市局出发，往城东开发区开去。路上老周开车，刘主任坐在副驾驶，肖屹璃坐在后排。三月的风从车窗外灌进来，带着一种冬天还没走干净的、湿冷的寒意。肖屹璃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把勘查箱放在膝盖上，双手扶住，防止它在转弯的时候滑下去。

“城东那个废弃工地，原来是个什么厂？”刘主任问。

“好像是以前的一个纺织厂，倒闭了七八年了，地皮一直没卖出去，厂房拆了一半就不动了。”老周一边开车一边回答，“那片现在是三不管地带，附近没什么人住，偶尔有流浪汉在那过夜，还有小孩进去玩。发现尸体的是个拾荒的，早上在那边翻东西，闻到味了。”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从主干道拐进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路的两边是大片荒草地，枯黄的野草长得有人那么高，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声响。废弃工地的铁皮围挡已经锈迹斑斑，有几处被推倒了，露出里面断壁残垣的厂房框架。

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城东分局的几辆警车停在围挡外面，红蓝色的警灯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显得格外刺眼。肖屹璃拎着勘查箱从车上下来，冷风扑面而来，吹得她额前的碎发往后飘。她在警戒线处出示了证件，弯腰钻了进去。

现场在工地的东北角，原来大概是厂区的锅炉房，墙壁只剩下半截，屋顶早就没了，地上全是碎砖头和水泥块，杂草从砖缝里长出来，枯黄的和干枯的混在一起，踩上去发出断裂的声响。

一个蓝色的塑料布铺在地上，布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垃圾袋的口是敞开的，肖屹璃走近的时候，那种气味先于视觉抵达了她的鼻腔，那是让人本能地感到不适的基调。她在这种气味里工作了这么多年，身体已经不会产生呕吐的反应了，但她的大脑依然会对这种气味做出判断，腐败程度不低，死亡时间至少在两周以上，也许更久。

分局的技术员小马蹲在垃圾袋旁边，看到刘主任来了，站起来说：“刘老师，袋子是拾荒的打开的，他以为里面是废铁，打开就吓了一跳，然后报了警。我们没动里面的东西，就是拍了外围照片。”

刘主任蹲下来，从勘查箱里拿出手套戴上，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口罩戴上，遮住了大半张脸。他用戴了手套的手轻轻拨开垃圾袋的袋口，往里面看了一眼。他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站起来，转向肖屹璃和老周。

“人体躯干一具，没有头，没有四肢，只有躯干。从腐败程度看，死亡时间应该在三到四周之间。先把现场固定了，然后整体提取，回解剖室再细做。”

肖屹璃拿出相机，先拍了现场的全景照片，从四个方向各拍了一张，然后把相机调到微距模式，拍了垃圾袋的外观，拍了袋口的细节，拍了塑料布的位置和周围环境的照片。她每拍一张就报一下照片编号，老周在旁边用笔记录。

拍完照之后，她蹲下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了垃圾袋的周围。地面上的碎砖和水泥块之间，有一些深色的、干涸的液体痕迹，从垃圾袋底部向外渗透了大约二十厘米的范围，呈不规则形状。她用棉签从痕迹的边缘处提取了几份样本，装进了试管里，贴上标签，写下了提取的部位和时间。

刘主任决定不现场展开勘查，而是将整个垃圾袋及其内容物整体转移到法医鉴定中心的解剖室再进行详细检验。现场条件太差，地面不平，光线不好，温度低，不适合做精细的解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