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把她们带到了二楼的小会议室里，倒了茶，然后去请当年的老师。等了大约十分钟，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的衬衫领口有点皱，手里拿着一个老式的玻璃杯，杯壁上有一层茶垢。他看起来六十岁左右，脸上的皱纹很深，眼袋很重，目光却不浑浊，看人的时候有一种见过了太多事情之后的淡然。

“你们好，我姓郑，郑国良。”他在秦安玉对面坐下来，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杯底碰桌面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我就是孟晓棠当年的班主任。”

秦安玉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开，在页眉上写下了日期和郑国良的名字。“郑老师，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孟晓棠当年在学校的情况。您带她的时候，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郑国良靠在椅背上，目光从秦安玉的脸上移开，落在了窗外。透过窗户能看到操场，操场上有几个班上体育课的学生，在跑道上跑着，红色的塑胶跑道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显得格外鲜艳。

“孟晓棠。”郑国良念这个名字的时候，语速很慢，像是在念一段很久没有想起过的记忆，“她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成绩中等偏上，不惹事，不闹事，很安静。她坐第一排，因为个子不高。她上课的时候会认真记笔记，下课的时候会在座位上看书，或者和同桌小声聊天。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很乖的一个女孩子。”

他停了一下。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水，水应该已经凉了，他喝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还是咽了下去。

“她出事之前大概半年的时间里，她的状态变得很不好。”郑国良的声音低了一些，“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成绩往下掉。我找她谈过几次话，她都不怎么说话，我问她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她说没有。我问她是不是和同学闹矛盾了，她也说没有。但她那个时候的状态，明显是不正常的。脸上经常有伤，问她怎么弄的，她说不小心摔的。胳膊上也经常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问她也说是摔的。”

秦安玉的手指在笔记本上轻轻敲了两下。“您有没有注意到班上有哪些同学和孟晓棠的关系不太好？”

郑国良沉默了。他看着窗外操场上的学生，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圈。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钟，长到让秦安玉觉得他可能不会回答了。

“有。”郑国良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低了，“刘安平，江雨，还有王晓萍。这三个人，是学校里有名的小团体，家庭条件都不错，成绩也都不错，在班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后来了解到，孟晓棠的状态变差，和他们几个有关系。”

“是什么关系？”

“霸凌。”郑国良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重，像是把这两个字从很深的地方捞出来的，“言语上的羞辱，肢体上的推搡和殴打，还有在社交媒体上的孤立和造谣。我当时知道了一些，但不全知道。孟晓棠不愿意说，其他学生也不敢说。那三个人的家庭背景都比较强，刘安平的父亲是市里的一个领导，王晓萍的父亲是企业家，江雨的父母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她跟着刘安平混，在班上也没人敢惹她。”

“您当时做了什么？”

郑国良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更苦涩的、像是咽下了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的表情。“我找了他们的家长谈话。刘安平的父亲来了，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跟我说了一句话，‘郑老师，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你不要小题大做’。王晓萍的母亲也来了，态度比刘安平的父亲好一些，但意思差不多，说‘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大人不要掺和’。江雨的家长没来，打了电话说工作忙，来不了。”

“后来呢？”

“后来我找了学校领导。教导主任说这个事情需要慎重处理，不要闹大，对学校的声誉不好。我说那孟晓棠怎么办，教导主任说我们会关注的，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郑国良的声音到这里变得更低了，低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跟家长谈，跟学校谈，报了警。警察来了一次，做了笔录，说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暴力行为，构不成案件，就走了。我当时跟孟晓棠的家长说，要不转学吧，换个环境。她妈妈说考虑考虑，还没等考虑好，人就没了。”

秦安玉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她把“刘安平之父-市领导”“王晓萍之父-企业家”“报警无果”这几个关键词写在了旁边，画了圈。“郑老师，您还记得当时警察来调查的情况吗？是哪个派出所出的警？”

“城东分局下面的一个派出所，具体是哪个我不记得了。来的是两个年轻警察，态度倒是挺好，但调查了没几天就结案了。他们说没有证据证明孟晓棠受到了暴力对待，身上的伤不能确定是他人造成的，也没有目击证人愿意作证。我当时问他们，如果等到出了人命再管，还来得及吗？他们说，郑老师，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法律讲究证据。”

秦安玉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记在了笔记本上。“没有证据证明”“没有目击证人愿意作证”——这些词在她听起来，熟悉得让人难受。不是因为少见，是因为太常见了。

“郑老师，您后来和班上其他学生聊过吗？有没有人愿意跟您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