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镊子小心夹出。

是一小片蓝色布料。化纤材质，来自嫌疑人的裤腿。

还有三根毛发。经检验，是嫌疑人的腿毛。

她到最后，手里还抓着证据。

清晨六点零七分

王穗的手机作为证物被送来了。

技术科破解了密码。最后一条编辑好的短信，停在昨晚十一点零三分——出发执行任务前七分钟。

收件人：妈妈

内容：“妈，这周末我调休，回家给你过生日。蛋糕我订好了，草莓的，你最爱吃的。等我哦。”

没有发送。

可能是刚要发送，就接到了出警指令。也可能是她想等任务结束再发——就像很多警察一样，总觉得“等忙完这阵再说”。

但她再也没机会发送了。

白宇把手机放回证物袋。他看见手机壳是粉色的，背面贴着一张拍立得照片：王穗和妈妈在公园里，两人都笑得很开心。照片一角，用彩色笔写着：“我最爱的妈妈，和最爱妈妈的我。”

二十四岁。

还有三个月，她本来要参加警衔晋升考试。还有半年，她计划带妈妈去海南旅游——妈妈一辈子没看过海。还有一年，她偷偷报了在职研究生，想学犯罪心理学。

现在，这些“还有”，都变成了“再也没有”。

清晨七点

凌霄重新推开解剖室的门。

他已经调整好情绪，至少表面上。眼睛还是红的，但背挺得很直。

“老白。”他说，“王穗的妈妈……来了。在接待室。”

白宇点点头，开始整理解剖器械。每一件都仔细擦拭，消毒，归位。这是他的仪式，也是他的盔甲。

“她妈妈说什么了吗？”他问。

“只说了一句话。”凌霄的声音很轻，“她说：‘我女儿是警察，她做了警察该做的事。’”

白宇的手停在半空。

许久，他说：“是啊。警察该做的事。”

可为什么“该做的事”，总是这么重？

重到要用二十四岁的生命，用十三道伤口，用一个母亲余生的每一个夜晚，来承担？

没人能回答。

窗外，天亮了。晨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来，落在解剖台上，落在王穗胸前的警徽上。

那枚警徽沾着血，但依然闪着光。

白宇忽然想起警校开学典礼上的誓词：“我志愿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献身。

两个字，二十四画。

王穗用二十四岁的生命，写完了这二十四画。

最后一笔，是她咬住嫌疑人腿时，齿间渗出的血。

上午八点

白宇脱下白大褂，换上警服。

镜子里，他胸前的警徽端正而明亮。他伸出手，轻轻擦拭——就像王穗生前每天都会做的那样。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新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凌霄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车钥匙：“城西有个现场，疑似连环盗窃案。”

“走。”白宇说。

他们并肩走出市局大楼。晨光很好，洒在身上，暖暖的。

街对面，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做早操。一个小女孩看见他们，踮起脚挥手：“警察叔叔早！”

白宇挥了挥手。

小女孩笑得很甜，像王穗办公桌抽屉里那些糖果的包装纸。

警车启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

白宇看着窗外——这座城市刚刚醒来，人们赶着上班，送孩子上学，买早餐，开始平凡而忙碌的一天。

他们不知道，昨夜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女警，用生命挡住了刺向这座城市的刀。

他们不需要知道。

只要他们能平安地、普通地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