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霄第一次见到章金松时，老人正坐在□□接待室门口的长椅上。

七十四岁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手里攥着一沓发黄的纸。那些纸边角卷起，字迹模糊，但每一张都被小心翼翼地抚平过。

“章金松，七十四岁，来讨工钱的。”接待民警低声对凌霄说，“来了十七年了，每年都来。”

凌霄接过那沓纸，一张张翻过去。最早的欠条日期是2001年，最晚的是2018年。金额加起来，两万三千块。

“王富贵。”她念出欠条上的名字，“这个人是谁？”

章金松抬起头。他的眼睛浑浊，但看着那沓纸时，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包工头。”他说，“二十五年前，我给他干了三个月活，砌墙、搬砖、和水泥。活干完了，他说没钱，打了欠条。”

“后来呢？”

“后来他跑了。”老人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找了他十五年，找到他老家，找到他老婆，找到他儿子。他老婆说离婚了，儿子说不知道。我就接着找。”

凌霄看着那些欠条，每一张背后都写着一行小字：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找到王富贵，他说没钱。

最早的一行是2005年，最晚的是去年。

“你每年都去找他？”

“每年。”章金松点头，“坐火车，坐汽车，走山路。有时候能找到，有时候找不到。找到了他就给个三五百，说剩下的下次。下次就没有了。”

凌霄把欠条还给他。老人接过来，一张一张叠好，塞回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

“今年还没找到？”她问。

老人摇摇头：“听说他又跑了。这回跑到外省去了。”

白宇后来调了章金松的材料。没有立案记录，只有十七年里断断续续的接警登记、□□登记、求助记录。

“为什么不立案？”他问老民警。

老民警叹了口气：“这是民事欠薪，不是刑事案件，我们不能抓人，不能强逼还钱，只能调解。立不了案，也追不了刑责。而且这种陈年旧账，证据不全，数额不大，走司法程序也折腾不起。”

“那他怎么办？”

老民警没回答。

凌霄想起章金松的眼睛。浑浊，但不绝望。像是已经习惯了什么，又像是在等什么。

半个月后，凌霄接到一个电话。是章金松。

“凌队长，我找到他了。”老人的声音很平静，但凌霄听出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在隔壁省，一个工地上。你们能来吗？”

凌霄和白宇连夜赶过去。

工地在一个小镇的边上，破破烂烂的板房，到处是泥。章金松站在板房门口，旁边蹲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

王富贵，六十七岁，头发比章金松还白，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工装，蹲在那里抽烟。

“他不跑？”白宇问。

“不跑了。”章金松说，“他说跑不动了。”

王富贵抬起头，看了凌霄一眼，又低下头去。

“欠条是真的。”他说，“钱也是真的。但我没钱。我儿子也不管我。我现在在工地上看大门，一个月一千二，还债得还两年。”

凌霄看着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又看看章金松。两个老人，一个讨了二十五年，一个躲了二十五年，最后在一个破工地上面对面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