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三十，他把钱穆、周赟叫到签押房，定了章程：勘界和春耕两件事一起抓，各县自己勘，府里派人复核。钱穆把话在肚子里转了好几圈，说出来的时候变成了“大人，两件事一起抓，人手怕是不够”。林致远说轮着干。钱穆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

钱穆在青州待了十几年，周文炳在时他就是同知。他知道各县吏员就那些人，勘界要抽人，春耕也要人，抽一半出去两样都只能干一半。但他更知道林致远是什么人——腊月回京述职，正月初六就回来了，紧接着正月十八就站在界河里定了分水章程。钱穆在青州十几年，没见过这样的知府。话说到“人手怕是不够”已经是极限了，再说就成了当面驳上峰。他把话咽回去了。

孙达更不敢说。林致远到博兴，他就得陪着。知府大人亲自下乡，知县敢不陪吗？工房的人扛尺子，户房的人查地契，县衙的人全在界河边上。春耕的事，只能放一放。

赵恒也是一样。林致远到临淄，他调出九起积案的卷宗，百姓等在县衙门口。林致远没有歇，直接去了第一处。赵恒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蹲下去抓土，看着他拿过老吏手里的竹尺自己插进土里。赵恒当了五年临淄知县，界河争水年年报年年压，不是不想办，是办了没人认。林致远来了，一件一件勘，一件一件定。知府大人都亲自蹲在河滩上了，他怎么能说春耕人手不够？

郑桓也是一样。林致远在乐安待了三天，郑桓陪了三天。工房的人扛尺子，户房的人查地契，春耕的事也放一放。

这就是官场的毛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林致远没有让知县们放下春耕来陪他，但他自己卷起裤腿踩进泥里了。他站在冰水里定了分水章程，他蹲在河滩上抓土，他扛着尺子走界——这些事传遍了青州。知县们看在眼里，学在身上。知府大人在勘界，勘界就是头等大事。知府大人亲自蹲在河滩上了，他们敢不陪着吗？知府大人一件一件亲自勘，他们敢说“春耕要紧，勘界先放一放”吗？那不是给上峰泼冷水吗？林致远的身份又比别的知府更特殊——天子门生，皇后妹婿。这样的人卷起裤腿踩进泥里了，谁敢说个不字？

知县们硬着头皮落实。工房的人扛尺子，户房的人查地契，春耕的事就松了。博兴的种子调拨晚了三四天，不是钱穆不调，是核种子账的人全在界河边上，他一个人核不过来。高苑的沟渠清淤只清了一半，工房的人全被抽去扛尺子了，民夫群龙无首，挖到半截不知道怎么挖，停在那里。上游水一下来，半截渠兜不住，淹了刚育好的秧苗。

百姓那头也在犹疑。勘界的消息一个县一个县传开，心思就不在种地上了——界桩还没定，种下去了算谁的？博兴那个被移了界桩的村子直接把犁停在田埂上，勘不清楚不春耕。临淄也有村子把牛拴在树上，等界桩定了再下地。乐安有百姓跑到县衙门口坐着，不吵不闹就是坐着。不是不想种地，是不敢种。种下去了，界桩一移，一年的辛苦白费。

这些事林致远都不知道。他在寿光核鱼鳞册，两县地界犬牙交错，他摊着两县的册子对了一天，对出三处重叠。孙达知道种子晚了，催过钱穆。钱穆说户房的人抽不开。孙达张了张嘴，把话咽回去了——林大人正在外面替百姓争地，他在这里催种子，显得他不体谅。赵恒也知道种子晚了，没有开口。高苑知县知道清淤停了，让典史带人去挖了两天，挖不动，也停了。没有人报到林致远那里。知县们想，大人在替百姓争地，这是大事。分水那天他站在冰水里定了章程，上下游都认了。现在他在替别的县争地，他们怎么能拿种子晚几天、秧苗淹几片这种事去烦他？不是林致远不让他们报，是他们自己不报。知府大人在勘界，他们就把勘界当成头等大事。春耕的事，他们自己压下去了。

春耕就这么耽误了。

二月十四，林致远从寿光回来，靴子上还沾着寿光的泥。他走进签押房，钱穆站在里面，脸色发白，手里攥着一份公文，指节攥得发青。林致远看了他一眼，接过公文，拆开。

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咨青州府：

案查该府分水一事，办理得宜，阖省通报嘉许在案。惟春耕乃农政根本，不可稍误。近闻该府各县以勘界事妨碍春耕，本司不日委派专员亲临巡视，督饬抢种。该知府务须严饬各县，毋得再有延误。附私函一件，仰该知府亲启。

林致远把公文放下，拆开那封私函。布政使的亲笔，不长。

林大人：分水事办得甚好。然春耕系根本，百四十余万百姓生计所系，不宜稍忽。省中遣员，意在襄助青州恢复抢种，非有他意。惟此事巡抚部院已具折奏闻。足下宜善处之。

林致远把信折好，放进袖子里。窗外，老槐树的芽苞已经绽开了，嫩绿的尖子在风里轻轻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