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与维尔纳的这次争吵，以足够温暖美味的土豆栗子浓汤和苹果热红酒暂时画上休止符，但柔软绵甜的口感并不足以让积压在我胸口的不适消退。我很清楚，它的结束是因为我不合时宜的眼泪，和他恰到好处的安慰（我更愿意称之为哄骗），并不代表问题真正被解决。

但我们都知道，至少今晚不该再吵下去了。

饭后他在厨房里刷碗，我则盖着他的制服大衣，窝在沙发里接着看书——因为先前激烈地吵过一通，维尔纳又时不时从厨房跑过来亲亲我，等到我们终于睡下，已经过了十点钟。我背对着他，靠在他怀里；他抱着我时，总是很快入睡。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疲惫在这种安静的时刻，喧嚣地通过他的呼吸声，钻进我的耳道，充斥着胸腔。我凝视着黑暗中床头柜充满噪点的轮廓发呆，脑子里一片混乱，第一次不知道明天我们醒来之后会面对什么。

恰好在此时，维尔纳在梦里呢喃我的名字。

我应了一声，轻轻握住他的手。

就算世界在此时此刻毁灭，也至少有一件事不会变——

我们相爱。

这个证据充分的结论让我胸口的疲惫散去一些。但疲惫之后，却又生出一种幸福，忧伤，又恍惚的状态。我合上眼睑，一个月前的记忆如同被风掀动的雪沫般漂浮起来，维尔纳在玫瑰色的天空下吻我……那个夜晚，我第一次叫出维尔纳的名字时，它在我舌尖滑过时，雨水与琥珀珠的质感……

现在，我正穿着整齐地站在晨间微温的走廊里，听着维尔纳在楼下厨房忙碌的声音。走廊里飘着樱桃甜酒和燕麦粥的甜香味，温馨得令人昏昏欲睡，仿佛战争已经结束。

腰腹部窜上来的一丝疼痛让我清醒过来。

我从盥洗室出来时，维尔纳还在厨房忙碌，他正在将燕麦粥倒进瓷碗里。随着他的动作，油灯的光在他由银线编织作的肩章上炫目地流泻着。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而温柔。

仿佛他真的只是我的爱人而已。

“早安，亲爱的……”

他抬头看我——当时我正在将他送我的那条蓝围巾围在脖子上，以至于他愣住了。我身上的米白色大衣是玛德琳姨母的遗物，一直放在我房间内；而我常穿的另一件外套此时正挂在门边。那双如水的蓝眼睛难以忽视地漾起微波。我知道他察觉了。但我没有解释的意思，只是放下手，搭在门口的提包上。燕麦粥的香气更加浓郁地笼在我与他之间，樱桃甜酒的香气不在这里，在客厅，更准确的说，在燃烧着的壁炉上。

“你真美，艾瑟尔。很适合你。”

维尔纳弯起嘴角，走近一点，捧起我的脸吻了一下。

“早安，维尔纳。”我在他掌心里回答，“……我总觉得像羊毛做的白大褂。是姨母的衣服。”

“像油画里的女郎。”

他摩挲了一会儿我的脸，转过身去，盯着还在冒热气的燕麦粥。“一定要现在就走吗？”他问。

“已经没什么事了。医院里还有很多事……亨利一定忙得像个陀螺。他年纪又大……对了，今晚我可能会值夜班。亨利他……”

“我知道了。”

维尔纳少见地打断我，熟稔地从一边拿过我的金属饭盒。

“……再等我二十分钟，不，十分钟。就十分钟。我给你准备些其他的……方便携带的东西。”

“抱歉，亲爱的。我今天……我今天想吃医院食堂的午餐。很久没吃过了。偶尔也……”

我犹豫了一下，低声说。

他拿着饭盒的手僵住了。背对着我，一言不发。粥的热气已经不复刚出锅的浓郁，渐渐稀薄如磨损的纱。

“Gut.”半晌，他说，“Gut...Ich verstehe.”

“抱歉，维尔纳……”

“这有什么值得抱歉的。”他苦笑了一声，却始终没有回头，“没关系。偶尔……也需要体验些不一样的事，不然会……我理解。”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直到他轻声问：

“那明天呢？”

我没回答，只是拿起提包，逃也似地出了家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浸泡进幽蓝的晨光里。门关上的瞬间，我好像才学会该怎么呼吸，仰起头，长出一口气。冬日寒冷的气息灌进肺部，一路落进胃里，让它剧烈地翻搅起来。加布里埃尔太太正好这时提着空篮子出门，看到我的时候，眼睛里射出心虚而惊讶的光——又有些隐隐惧怕：像是看到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怪物。

我没有理她，装作没看见她手中长长的配给清单，面无表情地绕过她，往主宫医院的方向走。

走进医院的时候，时间尚早。走廊里医护不多，但已足够我敏锐地察觉到——有些人看着我的眼神变了。他们在走路的时候绕开我，或者在路过我身边的时候下意识地闭嘴。

他们或许依然信任我的手术刀，但不再信任握着手术刀的我。

这些反应我早有预料，毕竟一个当着所有人的面被盖世太保带走的英国医生，关押不到72小时就被完好无损地释放出来，并且还被冠上了一个代表“纳粹德国固定资产”的形容词——这一切确实戏剧得让人恐慌。也有些人可怜我，在我身后小声说，“还不知道是谁举报她”，“她憔悴得像死人”，“总好过死在里面”……我装作听不见，像只是刚值完夜班，平静地去医院食堂吃早餐。

冬日冰冷的阳光透过医院的高窗，落在走廊里。

站在食堂门口的时候，我盯着那道打开的门。奶油黄色的木门上同时漆着陈旧的红十字和崭新的万字符，德国人总是喜欢定期维护这些虚无缥缈的符号。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食堂了——虽然我本来也不喜欢集中用餐，但恋爱之前，偶尔我来不及做饭或者回家的时候，也会选择这里。

用一句矫揉造作的话来形容我的心情：

门里是过去没有维尔纳的世界，而我正准备回到那里。

直到一只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

熟悉的力道——是我的法国父亲。

“早上好，孩子。你来了。”

“早安，亨利。”

我转过身，看着亨利，对他抱歉地笑笑。“我觉得好多了。今天醒过来之后……就赶紧过来。你这几天一定很累。”

“还可以。这些天手术不多。德国人把他们的军医派过来了。”亨利满不在意地说，“走吧，我的女儿。你脸色看起来好多了，今天我就安心回家睡大觉去咯。”

我笑笑，跟着亨利进入食堂。

站在他身后的时候，我才发现，亨利的白发比我那天晚上在探照灯和玄关看见的，要多得多，连绵却又斑驳，像山上最难融化的那片雪，一大片一大片地落在枯萎的林间。但他今天的背脊挺直了一些。蓝色的衬衫领子翻起来一点，我抬起手，为他轻轻捋平。亨利回过头，对我慈爱地笑笑，把餐盘顺手递给我。

我突然想起了我不苟言笑，却永远会对我说“欢迎回来”的父亲。我没有为他整理过衣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亨利一般，两鬓斑白。而在意识到这件事的那一瞬间，我忽然开始讨厌我自己。而这也是我在与维尔纳成为恋人之后，唯一一次想放弃这段感情——在我意识到，我已经将我远在英格兰的亲生父亲抛之脑后的时候。我连上一次想起他是什么时候，都不记得；我已经失去他的消息太久。记忆中父亲的容颜，还停留在1939年春天，我提着行李箱离开他书房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有些想哭。

有几个宪兵也在食堂用餐，看见我的时候，笑容立时意味深长起来，小声讨论着什么。我隐约听见了维尔纳的姓氏，不自主地捏紧了托盘，连忙偷偷看向亨利——但亨利却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只示意我们换个角落里的位置用餐。

虽然我知道，亨利大概率已经察觉了我与维尔纳之间的异常——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起来。那晚他送我回家时，维尔纳看我的那一眼，又怎么可能瞒得过去？

亨利把他的香肠切开一半，叉到我的盘子里。

“你的运气不错，孩子。这个头衔来得非常及时。”亨利说，“22日发布了新的法律，继续收紧国籍许可，连父母的国籍都要审查。再过一个月，又要上报外国医生名册了。如果没有这个头衔，不一定能保住你的行医资格，但现在，没人敢把一个党卫军上校亲自认定的‘外科专家’从医师名单里除名。”

“克劳斯·乌尔曼？”

“是的。他亲自致电主宫医院，对你表示认可。监察官因为太震惊，不知道怎么回答，被他在电话里大吼了一声‘sofort’*，隔着听筒都能听见——他吓得碰掉了咖啡杯。”

“是很出人意料。怪不得他们今天看见我，都像看见怪物似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23日下午。”

“喔。”

我“啪”地切下一片香肠，放进嘴里。

“那时我正在被一个党卫军威胁，要废掉我的手。”虽然我知道不该将这种话倾诉给一个老医生听，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他的姓氏是格斯纳。可惜，名字我忘记了。不然我会写信给红十字会控诉他的行为，即使那只能被称之为发泄情绪。”

“真是个蠢货！”亨利愤怒地说道，“一百双土豆的手也比不上我女儿的一双手宝贝。我女儿可是能做开颅手术的医生！”

我笑出声来。有几个正在捣烂土豆的德国士兵立刻停下了手，向我们的方向探头探脑，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我们说的是法语，而我相信，他们只听懂了其中的“土豆”。

很快，叉子捣烂土豆时，尖部碰撞盘底的声音又响起来。我愉快地与亨利碰杯。

“谁说我没有法国父亲？他是布列塔尼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我笑着说，“明年上交外国医生名册的时候，该用这个理由驳斥他们。这和我的亲生父亲是英国人并不冲突。对了，新法律发布的话——鲍威尔医生怎么办？”

说到这里，我收起笑容，“我记得他的父亲是从朴茨茅斯来的。刚来医院的时候，他还称我们是半个同乡。但他在法国出生，父亲也入了法国籍，所以上次没有将他除名。”

“不好说。”亨利回答，“还记得年初的时候吗？医委会拒绝了一批外国医生的许可，即使他们已经入法国籍。来自罗马尼亚的亚布拉姆医生写信告诉我，他被医委会除名了——在上一场战争中，我们是战友，他还得过荣誉奖章*。1936年，他就加入了法国籍。知道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震惊。”

“他们本来也要将我除名，亨利。是你和院长先生的推荐信，还有那台开颅手术，让我现在还能坐在医院的食堂里，和你一起吃早餐。没有你的指导，我一个人，绝对不可能让那位老父亲再次见到他的女儿……”我抬起头，看着亨利的眼睛说，“另外……比起一个父亲是法国人的犹太医生，德国人宁可选择一个孤身一人的英国女人给他们治病。他们随时可以抓走我，且不必承担任何叙事。说到底，不过是偏见的排序。”

“你总是这么说，孩子。是你自己争取到机会的。”亨利说，“我当时已经让那家人准备后事了。是你的坚持，让我们一起创造了三个月的奇迹。”

说完，我与亨利却陷入沉默。我盯着已经不再冒热气的戈代尔汤*。实际只是普通的鱼汤，至少医院里不会有穆斯卡德酒，但厨师还是在牌子上写着“戈代尔汤”。事实上，比起圣马洛，洛里昂并不会带来更加轻松的心情；只有让人心碎，和更让人心碎。“这里沦陷了，那里也是。”

收餐盘的小工在唱一首我没听过的歌。

“比起那些事，其实我更为你高兴，艾瑟尔。”终于，亨利开口，温和地说，“虽然你掩饰得特别好，但父亲对于女儿的恋情，总是敏锐的。女儿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我没有说话。

“那天我知道你和他在那个小屋里，所以我一直在外面悄悄守着，刻意支开了凯瑟琳。这种事在占领区常有，但我相信我的女儿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亨利说，“那之前，关于他，我打听过一些，但你毕竟没谈过恋爱，所以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游行那天，他来医院巡查，我找理由把他叫到了我的办公室。”

“面试？”我脱口而出。

“算是吧。时间不多，我与他没聊几句。不过，我看得出来，那孩子不错……这次的事，本来我为你写了请愿书，但那孩子自作主张，拦下了它们。在你出来的那天，他过来通知我去接你，我才知道……他说我是你的亲人，而你一定宁可死也不想连累我。我逼问之下，他只能将他所做的一切和盘托出。年轻人的心思，在老人们面前总是瞒不住……”亨利说得缓慢，几乎是字斟句酌，“他提起你的时候，好几次红了眼圈。他说你一直对你和他之间的事情极其内疚，负罪，说是他引诱了你，求我不要责怪你……”

我眼眶又开始发酸。

但许是这两天哭得太多，眼睛又干又肿，什么都流不出来。

亨利叹了口气，对我露出一个慈爱的笑容，然后低下头，闷头切着餐盘里早已凉透的食物，一边切一边说：

“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你该知道这些。很难得的一个孩子，能看见你为他付出的一切，心里眼里都是你……艾瑟尔，他总有一天要离开法国，回他的国家去。如果那时你愿意跟他走，就和他走吧。”

我骤然一阵心悸。端起碗时，清楚地看到两颗眼泪落进汤里。我抽了抽鼻子，埋头吃饭。亨利体贴地没抬头，装作没发觉我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