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页依然不是日记；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也未曾听维尔纳提起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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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埃舍里希

生日：1918年3月21日

出生地：威斯特法伦州比勒菲尔德

家庭住址：威斯特法伦州比勒菲尔德贝多芬大街102号

应通知的家庭成员：威利·埃舍里希（父）

其他家庭成员：

罗莎·埃舍里希（母）

莫妮卡·埃舍里希（妻）

多洛莉丝·埃舍里希（长女）

赫尔曼·埃舍里希（次子）

丽卡达·埃舍里希（三女）

是否纳粹党员：是

部队单位：第422步兵团第3连第126步兵师

军衔：上等兵

曾获荣誉：二级铁十字勋章

曾参加1940年法国战役

后于巴黎，洛里昂，圣纳泽尔，圣马洛服役

1941年11月24日调离圣马洛

1941年12月6日，阵亡于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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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名字下方，贴着两张汇款单存根。一张汇于1941年11月25日，这位士兵被调离的第二天（也是我出狱的第二天），金额是一千法郎；另一张，则汇于两个月后，1942年2月6日，锐减至四百法郎。那时我正在勒阿弗尔，白天给德国人缝合伤口，晚上给需要帮助的女人堕胎。我不知道维尔纳为什么抄下这位士兵的信息，履历草草记录，却对家庭成员记录得格外详尽。而最后一句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名字长而拗口，看起来像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地区的城市名。我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并不知道它具体在什么位置，但那个笔迹如斧痕般锋利的“Gefallen”，已经足够让我再次联想到几个小时前，从我口中呕吐出来的冰和雪。

虽然不知缘由，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对维尔纳非常重要的人。而这将成为我记住这个名字的缘由。

我继续向后翻。

一张穿着丝绸婚纱的女性照片映入眼帘。毫无防备地看见她时，我吓了一跳；因为她与维尔纳的容貌非常相似，尤其是那双眼睛。我很快反应过来，她就是安娜——维尔纳捧在手心里的妹妹，那个本该成为律师的面包师；她身边站着一位英俊的海军中尉，身上挂满勋章，笑容灿烂地握着他的新娘的手。他们是那么年轻。至少这一刻，他们能如此年轻，无忧无虑。

另有一位瘦高的中年夫人，手握镶嵌宝石的军官手杖，站在照片边缘，靠近安娜的一侧。她妆容艳丽，眼窝却深陷，病容连黑白照片都无法掩饰，想必是维尔纳兄妹的母亲。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来自旧贵族和军官世家的骄傲和矜贵。她似乎在对我说：“我们不欢迎背叛者。”在与照片里安娜幸福甜蜜的眼睛对视时，我又想起维尔纳总是温柔而沉静的目光，心头猛地一阵发紧。

通常这样的照片背后，都会写着家人的寄语，于是我将照片从卡槽中拿出——却发现，这张代表团圆和希望的照片，被烧掉了一角；那道焦痕如同开颅手术后缝合的长疤般刺眼，美丽的婚纱和幸福的笑容，都再也无法让人觉得轻松。照片的背面写着：“1942年1月20日，弗莱堡，君特斯塔街18号，冯·比尔肯贝格宅邸，海因里希·冯·施万和安娜·冯·施万。”没有任何留言，也没有邮戳。但我想，我已经知道了它们的去处，因为我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

只有烧掉过遗物的人，才懂得火苗烧灼心脏的刺痛。我看着维尔纳将家人的照片从火苗中夺出，惊慌失措地甩动，又按在炉砖，或者皮靴上；我几乎能听到他跪在地板上的呜咽——那是灵魂被扯碎的声音。饱受离别之苦的爱人，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深不见底的未来，血肉横飞的战场……而与此同时，那些承载着牵挂与旧世界的字迹，正在起皱，打卷，喧嚣地跳着舞。最后化为一炉冰冷的残灰，哪天打开窗户，风一吹，就什么都不剩了。

“宝宝，这是姑母，姑父，和外祖母。”我轻声说，“相信我们会有机会见到她们的。和你爸爸一起。”

我将照片插回原位。但在我揭开照片四周处被维尔纳做成卡槽的薄纸时，却不慎将它撕开了一道丑陋的裂口，就像我总是撕烂的牛皮纸袋；维尔纳会一声不吭地拿它们去贴补家里冒风的窗缝。而我早已经学会不在这些时候说出Bugger，而是像他们德国人一样说Verdammt。

话音未落，那个裂口下的一个法语单词，却死死地攫住了我的目光。

neurochirurgie

（神经外科）

我猛地翻开这页被我撕烂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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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未来可能打开这个本子的陌生人：

您好，尊敬的先生或女士。

我是这个本子的主人，一位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军人，也是曾经参与过波兰战役，对失去战斗能力的俘虏开过枪的罪人，法兰西的侵略者，英格兰的敌人——换言之，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一个微不足道，却确实在这台机器里，协助它运转，沾着无辜者鲜血的齿轮。

如果您在圣马洛，或曾经到过那里，您或许会知道艾瑟尔·柯克兰这个名字，听过她的故事。她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一位来自英格兰的白衣天使，同时也是我的心爱之人。

我不否认她曾为敌对国的军队服务过，即使那并非她真实所愿。那是颠沛流离的她，唯一能作为医生，在占领区活下去的办法。医生遵从希波克拉底誓词，救死扶伤，不问来处，不问国籍，是人间最神圣，也最慈悲的职业之一。手术刀和音乐一样，本就不该服务于政治，拘泥于战争。

1939年3月，她出于对医学事业的热爱，以及对西班牙难民的悲悯，随志愿医疗团赴巴黎义诊，直至1940年6月，法国战役结束。在“英国抛弃了法国”的阴影之下，她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救治巴黎难民，为治病救人，也为自己的祖国正名。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圣马洛，她一直致力于为法国民众争取医疗资源，并曾为此当众被德国宪兵掌掴。

她是一位可敬的爱国者，无论是她的祖国，还是接纳她的法国。而我，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污点。如果您看到这里，求您，不要苛责她，也不要因为我这样的罪人而否定她。如果有什么过错，就请让我一个人承担；若她的名字因我而蒙尘，请用我的军装擦去那片腌臜的泥土吧。

善良的陌生人，无论您如何对待这个本子，都请麻烦您，将这封遗书下的照片，和它后面的内容保留下来，交给任何可能会愿意保存它们的地方。教会，红十字会，或者博物馆，学校，慈善协会。

这是一个赴死之人留在世间最后的请求。我不想她被这个世界误解。

愿上帝保佑您和您所爱的一切。愿爱与幸运永远与您同在。感谢所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

德意志国防军

陆军步兵上尉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

1942年1月1日

于圣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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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页下方的空白处，还紧紧地贴着一张我穿着白大褂，坐在诊台前的照片。一位身着国防军步兵制服的士兵坐在我对面；他身后还有几位打绷带，拄拐杖，头破血流的轻伤兵，正在按部就班地排队。照片下方工工整整地写着维尔纳为我留下的注解：“摄于1941年11月11日，英国皇家空军发动空袭之前，圣马洛旧邮政大楼，伤员临时救护站。医生服务于病人和伤员，而非某一个国家的军人。”照片上的我戴着口罩，目光冷冽地盯着镜头。

直到后来，包括战争结束之后的很多年，我都没办法回忆起，我是怎么翻开下一页的，是小心翼翼，还是歇斯底里。我只记得我看见了一份又一份救治法国病人的病历，来自主宫医院病案室，地方红十字会义诊记录的存档，用于申请外国医师豁免的支持材料——从我的手写，打字机的油墨，变成一份份维尔纳带着德语旧习的法语手抄。

维尔纳不懂医学，也分辨不出什么值得抄，什么没必要，或者不该抄。他只是一股脑地把我作为“艾瑟尔·柯克兰”留下的病案都“抢救”出来。我动过手脚的抢救记录，死亡证明，药品出入库记录，伤员分流表；有些地方抄了一整页，但实际上只是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化验单，除了当时的病情判断和应付后期的抽查，再没有多余用途；那些专业的医学术语和拉丁文太长，他记不清，也认不得，其间遗落着卡顿和涂改的痕迹；有些涉及肢体反应评分表的地方，他也如法炮制，工工整整地画着格子，把我的评分一板一眼地填上去；有些我随手为病人绘制，用于讲解病情的脑室结构简笔线稿，他甚至也像学画画的小孩子，用铅笔仔仔细细地勾画着……还有只有医生们才能读得懂的处方。他看不懂，就照猫画虎地将那些七扭八绕的“字迹”，一个弯一个弯的描摹……

每一份病案下，都写着提供者的名字和调取日期。亨利，凯瑟琳，鲍威尔医生。施密特，黛西·德·米洛。甚至还有克拉拉。还有两三个我不认得的德国名字。其中还夹着两份他自己与布列塔尼大区医委会的与会纪要，日期恰好是我被捕的那两天——克劳斯·乌尔曼曾经对我说，“他不能来见你。”且特地强调维尔纳在指挥部，连夜整理我的档案。如今我翻着这些字迹，终于慢慢地回忆起克劳斯来见我的那晚，为什么他要说出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

雷恩离圣马洛虽然不算太远，但要在如此快的时间内拿到医委会的签字，也绝非易事。当时的我因为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词而深受打击，加之侥幸心理破灭后的骤然失子，漂浮的意志，维尔纳决堤的眼泪，都让我忽略了许多事情。皱巴巴的制服大衣，领子上的咖啡渍，几天没洗的衣服，浑身的烟味……还有那个文职军官的话，“在军医系统和医委会的联合会议上，上尉把你夸赞成圣马洛的哈维·库欣……”

——哪有什么联合会议？

德国人的军医系统——就算我的医术再好，也绝对达不到罗伯特·德布雷，和蒂埃里·德·马特尔的影响力。即使我能做到，德国军方又怎么会为了一个敌国侨民，去向医委会的老医生们低头？

一直以来，站在我面前，对全世界低头的人，只是他。只是维尔纳。

他只是为了抱住我。留住我。仅此而已。

而这一整本厚厚的日志里，竟没有一页纸是留给他自己的。

哪怕一句话，一个字。

都没有。

本子自带的页数用光了。维尔纳找来了其他的稿纸，继续抄，其中还混着几张钢琴谱；东线的调拨令一天比一天近。他的笔迹从工整，到凌乱，到匆忙，到仓促，歪斜，大小不一……直到最后一页，《爱的礼赞》的小提琴谱，抄录着1941年10月7日，那名罹患脑炎的法国男婴，小安托万·布雷纳的抢救记录。——那一天的早上，我曾通过留言询问维尔纳，愿不愿意成为走入火场的朗特纳克。

“我希望我会，但如果是您，我愿意为您冒险。”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清楚地回答他：

“我相信你。”

可我不认识诺伦的命运三女神。

我无法回到过去，也不能把他从俄罗斯的泥泞里带回来，更不知道他能不能活着回来，听我们的孩子叫他一声“爸爸”。没有一辆火车会为我们倒退，没有一封从圣马洛寄出的信会为我们破例；像我曾对阿尔芒娜所说的那句话——

“爱人是属于彼此的史书。”

我的目光来到了琴谱的最后一行。在挤满五线谱和音符的抢救记录里，我找到了一句维尔纳写下的，关于他自己的话：

“对不起，艾瑟尔，我抄不完了。”

而在此时，孩子如小鱼吐泡泡般，在我的子宫内游动了一下。我清晰地感觉到那份属于我与他的颤抖。终于，我放声大哭。

————

亲爱的维尔纳：

你说你抄不完了，那就由我来继续写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