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谢景收拾了所有属于他的一切订了一张回国的机票，离开了赫本镇也离开了江凌笙。

谢景拖着行李箱穿过赫本镇清晨的薄雾时，码头只有一盏灯还亮着。那是旧海关大楼底层某扇窗户透出的光，昏黄、固执，像一颗不肯熄灭的余烬。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江凌笙不在那里——那个人现在应该躺在镇医院三楼最靠里的病房里，心电监护仪的曲线平稳得近乎嘲讽，仿佛昨夜那把由压缩遗忘构成的匕首真的只是一场集体的幻觉。

仿佛江凌笙他自己私自做的决定是对的，但他不认为是对的，所以他选择。江凌笙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忘了问他。是根本没想过要问。

海关工作人员是个红头发的老太太，她盯着他的护照看了很久，久到谢景以为自己的签证出了什么问题。

“我似乎见过你”她说，不是问句。

谢景没有回答。他接过护照，拖着箱子走向登船口。赫本镇没有机场，要离开这座岛，必须先坐两小时的渡轮到最近的港口城市，再转火车、再转飞机。他计算过，如果一切顺利，三十六小时后他就能站在上青港东机场的到达大厅，闻到独属于青港清鲜又带着不知名花香味道的空气。

渡轮汽笛响起时，他还是没有回头。

这次我不陪着你了。就像你之前悄无声息的离开我一样——不，你离开我的时候，连"悄然"都没有。你只是走了，像关门时忘了带钥匙，像喝完水把杯子放回桌上。你根本没想过我会不会追出来。

船舱里只有三个乘客。一个裹着厚围巾的老妇人，一个不断用德语打电话的中年男人，还有谢景。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赫本镇的轮廓在晨雾中逐渐溶解，像一张被水浸透的旧照片。

渡轮驶入开阔海域时，谢景才发现自己的左手一直在抖。不是那种剧烈的、引人注目的颤抖，是细微的、从指节深处传来的痉挛，像某种被强行切断的连接仍在试图重新生长。他把手压在大腿下，看向窗外。海水是灰绿色的，像某种稀释过的墨水，船尾拖出的白色水痕很快被抚平，仿佛从未存在过。

那个不断用德语打电话的中年男人终于挂了线，开始用一种令人烦躁的精确度翻阅一本厚厚的工程手册。老妇人已经歪在座椅上睡着了，围巾滑落了一半，露出底下灰白的、像被海水浸泡过太久的头发。谢景数着她的呼吸，一，二，三，四——数到十七的时候他放弃了，因为呼吸的节奏让他想起医院走廊里心电监护仪的蜂鸣。

谢景在渡轮甲板上站了四个小时，这期间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从一开始他接受江凌笙的靠近都是错的？他想起江凌笙第一次叫他名字时的语气，想起某个晚上对方递过来的那杯水温刚好，想起自己说"好"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然后这些画面全部碎掉，变成一个问题：是不是从一开始，那个"好"字就不该说？那个同意是不是就该否定掉？

渐渐的赫本镇变成海平线上一块模糊的灰影，像被橡皮擦淡的铅笔痕迹。海风带着咸腥灌进他的衣领，他却感觉不到冷——某种更庞大的麻木正在从胸腔向四肢蔓延，像麻醉剂终于找到正确的静脉。

……

这次回国他谁也没告诉，他只想一个静静的呆着，到青港还没休息多久的谢景又买了回宁州的机票。一路上他都在想找个地方最好谁都不知道一个人呆着静一静。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宁州。那间出租屋除了积灰和一些学习资料，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买了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