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州。

安州的春天来得迟，都三月了，田埂上的草还是黄的，枯着，蔫着，像一条一条死蛇趴在土上。

麦苗倒是绿了，可绿得不精神，矮矮的，疏疏的，风一吹就东倒西歪。

老农蹲在田埂上，掐了一穗，放在嘴里嚼了嚼，吐出来，又嚼了嚼。

没有浆。

去年的陈粮早就吃完了，今年的麦子还灌不上浆。

他蹲了很久，久到腿麻了，久到日头从东边移到了正中，他站起身，往村里走。

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麦地，麦地很大，从脚下一直铺到山脚，绿汪汪的，可他知道，那绿底下是空的。

知县衙门的告示是三天前贴出来的。

说是朝廷要加征“团练费”，每户三百文，充作乡勇操练之资。

三百文。

对昭阑京的百姓来说，不过是一顿饭钱，几壶茶钱。

对安州的百姓来说，是半年的盐，是孩子的冬衣，是老人抓药的钱。

村里人围在告示前，不识字，听识字的人念。

念完了，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说了没用。

半个月前加征了“剿匪费”，半年加征了“河工费”，前年加征了“敬天费”。

费越来越多，粮越来越少。

告示一张一张贴，银子一两一两交。

交到最后，锅里没有米了，坛里没有盐了，炕上没有棉被了。

可告示还在贴。

益宛站在人群后面，听着前面的人念告示，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直裰，腰间系着一条麻绳，脚上是一双露了脚趾头的布鞋。

他瘦，瘦得颧骨高耸，眼窝深深凹下去，可他的背脊很直，直得像他读过的那本书里写的那些人的背脊。

他读过书。

在这片不识字的土地上，他是少数几个读过书的人。

在县学里读了三年，先生说他聪慧，将来能考功名。

他没有考。

不是考不上，是考上了也没有用。

考上了，做官，做的也是这种官：坐在衙门里，写告示，加征费，把百姓最后一粒米也收走。

他不做。

他回了村，在祠堂里开了个塾，教几个孩子认字。

不收费，收几把米，几捆柴。

日子过得清苦，可他觉得踏实。

此刻他站在人群后面，听着告示，听着前面那些沉默的人，忽然觉得不踏实了。

不是不踏实，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堵着，堵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转身走了。

简俪是在县学里认识益宛的。

那年益宛十八，他十六。

他比益宛小两岁，可他的眼睛比益宛老十岁，益宛的那双眼是太透了的，透得像冬天的河水，清泠泠的，一眼能看见底，可那底下的石头，每一块都是尖的。

他在县学读了半年就不读了。

先生说：“你天资过人，为何不读？”

简俪说：“先生教的，我都会了。”

先生不信，考了他三道策论。

他写了，先生看了，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走吧。

他走了。

走到益宛的村里，在祠堂旁边搭了间草屋，住了下来。

益宛问他：“你来做什么？”

他说：“等你。”

益宛问：“等我什么？”

他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了笑，那笑容很短，很轻，可益宛记了很久。

姚倩来安州瓜村的时候，是去年冬天。

雪很大，他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棉袍，站在村口，冻得嘴唇发紫。

他说他姓姚，是杭州人，家里遭了难，出来投亲，亲戚没了，走投无路，益宛收留了他，在祠堂旁边又搭了间草屋，让他住下。

姚倩没有说家里遭了什么难，益宛也没有问。

后来益宛知道了，他是昭阑姚氏的人，家中出过两代进士，三代翰林。

他的族兄姚润得罪了贵人，被人告上御前，抄了家，流了放，死的死，散的散。

他一个人，从昭阑走到安州，走了一个月，走烂了三双鞋。

姚倩什么都会，会算账，会看人，会写那种让人看了心里发毛的信。

他从来不笑。

益宛问他：“你怎么不笑？”

他说：“笑是给别人看的，没有人看，就不笑了。”

益宛没有再问。

叶天龙是最后一个来到益宛草屋边的，他来的时候，是二月份。

麦子刚种下去，他在田埂上走，一脚踩坏了三垄苗。

老农骂他，他赔笑，笑得很憨，露出一口白牙。

他说他是从北边天德那块来的，逃兵，不想打仗了，想找个地方种地。

没有人信。

他那个身板，那个力气，那个走路的架势，一看就是练过的。

可没有人赶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