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下午打来的。
那天是六月十七号，周四。办公室里的空调坏了，只吹风，不制冷。电扇在桌角嗡嗡地转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窗外的蝉叫得正凶，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都喊穿。
我正对着电脑改一份报价单。鼠标点了几下，数字跳了跳，又点了几下，数字又跳了跳。改了半个小时，还是觉得不对。索性关了文档，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水是温的，喝进去一股漂白粉味儿。
手机就是在那个时候响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那一栏写着我的老家——河南省，濮阳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接了。
“喂？”
“秋生。”电话那头喊了一声。声音很老，很沙哑，像是嗓子里卡着什么东西，“我是你陈老栓叔。”
陈老栓。我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慢慢和一张脸对上了号。村里的人，住在村东头，和舅公年纪差不多。每年过年我给舅公打电话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他在旁边说话。
“老栓叔。”我说，“您找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陈老栓说：“秋生，你舅公走了。”
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窗外的蝉还在叫。电扇嗡嗡地转着。桌上的报价单被风吹起一角，又落下去。
“秋生？”陈老栓喊了一声。
“我在。”我说，“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陈老栓说，“我今天早上去找他，发现他已经……已经没了。”
“怎么死的？”
陈老栓又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钟里，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他在换手，又像是他在犹豫要不要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他终于开口，“你……你还是回来一趟吧。”
我挂了电话，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关掉电脑，收拾好东西，跟主管请了假。主管问我请几天，我说不知道，家里有人去世了。主管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我回到出租屋，开始收拾行李。
说是收拾，其实就是往包里塞几件换洗的衣服。我在省城住了七年，东西不少，但真正用得上的不多。租房里的家具是房东的，电器是自己买的，但都不值几个钱。我站在屋子中间环顾了一圈，最后只拿了一件外套、一条裤子和一双鞋。
我坐在床边，点了根烟。
舅公姓陈，叫陈守义。我妈是他妹妹，嫁到了隔壁村。我五岁那年，我爸在黄河里淹死了。七岁那年，我妈改嫁，跟一个外地人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以后，我就是舅公带大的。
舅公是个寡言的人。一辈子没结婚，一个人住在村西头的老房子里。他在黄河边种了几亩地，闲了就去河里打鱼，日子过得清贫但也安稳。他供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又供我读了大学。我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去几次。
上一次回去，是两年前的春节。我在家待了三天，舅公话不多，我也话不多。大部分时间，我们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抽旱烟，我抽卷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我上了车。
车子开出老远，我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
那是最后一面。
我掐灭烟头，站起来，把包拉好。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大概半个月前，舅公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那通电话没什么特别的。他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他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他嗯了几声，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他要挂电话了，但他突然说了一句：“秋生，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
我当时没在意。以为他年纪大了，想跟我说些家长里短。我说：“什么事啊，舅公？”
他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算了，等你回来再说吧。”
我说：“好，等我下次回去。”
他嗯了一声，然后挂了电话。
那是他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
我站在出租屋的门口，握着手机的边缘，指尖有些发凉。窗外是省城的午后，阳光白晃晃地照在对面的楼顶上，刺得人眼睛发酸。楼下有汽车在按喇叭，有人在吵架，有小贩在吆喝。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像是一锅煮开的水。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拉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县城的班车。
车是那种老式的大巴，绿色的车身，座位上的皮革已经开裂了，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车里的空调也是坏的，只有司机头顶那台小风扇在转。车窗开着，风灌进来，吹在脸上热烘烘的，带着一股柏油路的味道。
车上人不多。前排坐着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孩子在哭，她怎么哄都哄不好。后排坐着两个中年人，在聊今年的收成。我一个人坐在中间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
出了省城，高楼越来越少，田野越来越多。六月的庄稼长得正旺，玉米已经齐腰高了，绿油油的一片连着一片。路两边的白杨树笔直地站着，叶子在风中翻动着，露出背面灰白色的绒毛。
我靠着车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黄河边上。河水是黄的，浑浊的黄，像是一锅搅动的泥浆。河面很宽，对岸的树看起来只有火柴棍那么细。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味和泥土味。
舅公站在河里。
他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面朝着我。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他的头发也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他的脸色很白，白得像是泡了很久的水。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然后他抬起手，朝我招了招手。
那动作很慢，很僵硬，像是关节已经生锈了。他的手在半空中划了一下，又划了一下，像是在叫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