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婉清从村里消失已经有小半年了。

没有人知道她具体去了哪里。有人说她去了南方打工，有人说她跟一个外省男人跑了，还有人说她在县城里给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当会计，学了些本事，准备自己开铺子。说法很多，但没有人能证实。唯一能确认的是，她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包袱，鸡场托给了田翠花照看——说是照看，其实就是让鸡们自生自灭。

宋伊人最后一次听到苏婉清的确切消息，是王婶带来的。王婶去县城办事，在长途汽车站看到了一个很像苏婉清的人——穿着城里时兴的连衣裙，头发烫了卷，跟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一起，神色憔悴但打扮入时。王婶没敢上去打招呼，因为“她那个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像是老了十岁”。

宋伊人听完，没说什么，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然后继续去猪场给仔猪打耳标。她对苏婉清没有恨，也没有幸灾乐祸。她们之间的事，在举报信事件之后就已经了结了。苏婉清走了另一条路，她不评价那条路好不好，只知道自己这条路走得踏实。

但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有人敲响了猪场的门。

柳二娘去开的门。门外站着一个风尘仆仆的女人，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旧的碎花衬衫，头发剪短了，脸晒黑了不少，但五官还是能认出来的。她手里拎着一个小行李袋，眼神不再是以前那种温温柔柔中藏着针的样子，而是一种柳二娘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疲惫和局促。

是苏婉清。

“二娘，”她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很久没跟人好好说过话了，“伊人在吗？”

柳二娘愣了好一会儿，差点没认出来。她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脑子里瞬间闪过举报信、假签名、报纸投稿那些事，嘴唇抿成一条线。但职业习惯还是让她稳住了声音：“你有什么事？”

苏婉清低了一下头，手指在行李袋的提手上绞了绞。然后她抬起头，看向柳二娘身后的猪场大门，那扇门上挂着“乡味养猪场”的木牌，字是宋伊人自己写的，不算好看，但端正有力。

“我想找份工作。”

宋伊人在办公室见了她。

苏婉清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但手指一直在绞行李袋的带子。她瘦了很多，锁骨突出，头发虽然剪短了但发梢分叉得厉害，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灰。以前那个油光水滑、笑里藏刀的苏婉清，跟面前这个女人判若两人。

宋伊人给她倒了杯茶，坐在她对面的条凳上，没有急着开口问话。办公室里只有墙上那座老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猪叫。

苏婉清盯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看了很久，才开口说话。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似的。

“我去了南方。”她说，“跟着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去的。说是做会计，其实就是打杂。那个人……骗了我。钱骗光了，人也不见了。我在南方待了几个月，给人洗过碗，在服装厂做过流水线，攒了点路费才回来。”

她说到这里，忽然抬起头看着宋伊人，眼睛里有血丝，也有一种宋伊人以前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不是嫉妒，不是恨，是一种灰烬一样的东西——烧过了，灭掉了，只剩下疲惫。

“我知道我以前做过什么。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就是想问……猪场缺不缺人？”

宋伊人看着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办公室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了好几格。窗外的猪圈里传来大将军的哼唧声，赵大勇在隔壁敲铁板的声音，刘大壮的大嗓门在催孙猴子还工具箱。

“你会做什么？”宋伊人问。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恨意，也没有怜悯，就是公事公办的口吻。

苏婉清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宋伊人会问这个问题。她张了张嘴，又闭上。然后低下头，声音更轻了：“我会算账。我在服装厂做了三个月的流水线，学会了记账。那边的会计教我的，她说我算账比谁都仔细。我还学会了用缝纫机——不过你这里大概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