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又参加了几场大规模的战役。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了，他当上了班长，又当上了排长，手下带着几十号人。他的部下都很尊敬他，不是因为他官大，而是因为他真的把每一个士兵都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他会把自己的干粮分给吃不饱的战士，会在寒冷的夜晚把自己的大衣盖在哨兵的身上，会在战斗结束后一个一个地清点人数，确认每个人都回来了才会安心。

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战斗，是一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他们一个连奉命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主力部队的转移争取时间。战斗打了三天三夜，阵地上的弹药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就和敌人拼刺刀。陆大有的左臂在战斗中再次受伤，他用布条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继续战斗。第三天黄昏，主力部队已经安全转移了，他们的阻击任务也完成了。连长下令撤退，陆大有带着他排里的战士开始向后方转移。就在他们快要撤出阵地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在了他们身边。陆大有只来得及将他身边的一个年轻战士扑倒在地，用身体护住了他。炮弹爆炸了。那个年轻战士毫发无伤，陆大有的后背被弹片击中，血肉模糊。

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往野战医院的路上，醒过来一次。他睁开眼，看到的是灰蒙蒙的天空和两旁飞快倒退的树木。他听到有人在哭，好像是那个被他救下的年轻战士。他想说别哭了，哭什么哭，老子还没死呢。但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他又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湘西的青山绿水，想起了那些年在山林中纵横驰骋的日子，想起了那个放走他的白衣女子，想起了指导员教他写的第一个字，想起了那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他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然后沉沉地睡了过去。

陆大有没有死。他在野战医院躺了四个多月，身上的弹片取出来了一大堆，但总算保住了命。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了，无法再回到战斗部队。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过去的经历，安排他转业到地方工作。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去了北方一个小县城，在县里的武装部当了一名干事。他的工作很平凡，每天处理一些民兵训练和征兵的事务，偶尔下乡调研，和老百姓拉拉家常。他干得很认真，从不因为自己的工作平凡而敷衍了事。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管干什么，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偶尔会给湘西老家写信，即使他知道那些信不会被人看到，更不会有什么回复。

他不知道那些年他在湘西欠下的血债，乡亲们有没有原谅他。但他还是会写，每年写一封，寄回那个他再也没脸回去的地方。他在信的开头总是写着：“父亲母亲大人在上，不孝子大有敬上。”信的结尾总是同一句话：“儿子在外一切安好，勿念。”

又过了很多年。陆大有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走路开始拄拐杖了。他退休了，住在县城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前种着几畦青菜，屋后养着几只鸡。他每天早起浇菜、喂鸡、散步、听广播，日子过得平淡而安宁。有时候会有年轻的干部来拜访他，请他讲讲当年的战斗故事。他一般不讲，被缠得没办法了，就讲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小片段，从不提自己受过的伤和立过的功。他总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年轻人，好好活在当下，把以后的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他晚年有一个习惯，每天傍晚，他会搬一把小板凳，坐在门口，望着南方，抽一支烟。他抽得很慢，仿佛在品味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望着南方的时候在想什么。也许是湘西的山水，也许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岁月，也许是那些被他杀过的人和被他救过的人。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望着南方，抽完一支烟，然后站起身，拍拍衣摆上的烟灰，转身走回屋里。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暮色四合，炊烟袅袅。那个曾经叱咤湘西的鬼见愁，那个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老兵，那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人，就这样在一个普通的傍晚，结束了他普通的一天。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从匪到兵、从兵到民的转变。他走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才终于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