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顺曾说等有朝一日对峙，他必定不会向嘉龙开枪。嘉龙曾把这个当作玩笑话，但不料一语成谶。此前蒋中正于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并亲自指挥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而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又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声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到“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中正索性放开了颜面，在南昌宣称：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中共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啊，亡国奴。兴许让千万万人当亡国奴比天子一人失去皇位好吧，所以在这要亡国的至要关头，南京国民政府苏浙集团军再分兵力下岭南“平粤逆”，而嘉龙随同南京国民政府苏浙集团军于韶关同广州国民政府粤集团军对峙。隔着一条武江，一岸的嘉龙同中国人持枪，而一岸的张小顺也同中国人持枪。
中国的子民，你开得了枪吗？
不，不能。在这一路南下的苏浙集团军里，很多士兵都是像嘉龙一般出身粤地而随军北伐入苏军籍的，而他们曾经一同并肩作战的战友则被留在了广州粤集团军。如果这士兵碰巧是广东韶关出身，那当时的场面就更讽刺了。当时北部防守的粤集团军人数不够，便不得不按照上面的意思抓了诸多韶关老百姓当“民兵”——这些韶关的男女老少连枪都没有，就拿着自家耕地的锄头跟在一旁摆个架势，而比这场面更荒谬的则是南京苏浙集团军下的命令：
“不要犹豫，朝你的亲生父母开枪！”
“不要犹豫，朝你的兄弟姐妹开枪！”
这是军令吗？不，这是天子下的皇诏。那苍白空洞的皇诏在武江上空回荡着，而那清澈流水一如千百年湍湍，不屑管的那钩心斗角的人性丑陋。空气仿佛凝固了，而时间变得是那么漫长。两方对峙了一小时，但模样就像对峙了一千年。谁都在空耗时间，害怕对方先开枪，又害怕对方先不开枪。
嘉龙的枪瞄着张小顺，张小顺的枪瞄着嘉龙。他们对彼此明明那么熟悉，也曾一同在战场出生入死，但如今都在流汗战栗，紧张颤抖，仿佛是从不认识的陌生人。虫鸟吱啾，空气燥热，粤地那种潮湿的瘴气又漫出来了。浑浑噩噩里，嘉龙额头上的汗流下来浸到了眼睛里，但他不敢变动架势。
枪炮持了，却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无意义牺牲。中国人没有抗敌，中国人没有卫国，中国人在天子的领导下朝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开枪，朝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开枪。谁都不开枪，谁都在沉默，而在九一八事变后两边的舆论都骤变了。这些陷入个人主义党竞的中国人都发现了蒋中正的荒唐，就差一个人挑明。
中国的子民，你开得了枪吗？
双方不知僵持了多久，某一天张小顺那里终于有了动静，当时嘉龙绷紧神经握紧扳机，就差一弹打过去。然而，他发现张小顺的枪没有指向他，而是指向了天打空弹，接着拿起扩音喇叭朝他们高喊：
“东岸的，敌寇在外，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西岸的，敌寇在外，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嘉龙也朝天上放空弹，朝着对岸高喊。
最终，这场仗以最荒谬也最合理的方式收场了。苏浙军每天在西岸放空弹，粤军则在东岸放空弹。武江上空和放鞭炮似的热闹，两边走形式主义几天后就各自接了上头的命令撤军了，理由都是“要保留实力一致对外”。如此结果一是基于军士们主观意愿上的抗拒，二是基于“九一八事变”的客观原因。当时各派南京政府势力都在试图“逼蒋抗日保东北”，而粤集团军内部也在逼迫廖广智放下党竞应对外敌，所以极大的削弱了宁粤对峙的矛盾与战频；再者英美认为“九一八事变”可以使日本北上攻打苏俄势力，两国表示愿意扶持南京国民政府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在内外政治势力干涉下，持续几个月的宁粤对峙最终以廖广智逃窜香港，广州国民政府妥协收尾。
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大地依旧在动荡。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而易举就实现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也加速了筹建以清废帝博仪为傀儡的满洲国日程。亡国的警报拉响了，“九一八事变”掀起了中国各地学生、工人、人民群众的反抗，逐渐形成抗日救亡的啸浪，而上海作为彼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则尤甚。这些人在上海街头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但正是这些活动成为了日本军再上海制造流血事件的借口。
中国的子民，你开得了枪吗？
1931年十月，“九一八事变”不到一个月，日本海军便派遣军舰四艘开进长江到上海示威，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日本步步紧逼，上海地方紧急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那时嘉龙才刚从粤地撤回苏浙，然而这次去上海时，嘉龙的心绪同当时和张小顺对峙全然不同。这次是真正的外敌，这次是真正要一洗国耻，这次他是一定要开枪的，头破血流也要冲向前去——
日本军舰船只停在海面上纹丝不动，握着荻虎的嘉龙势在必得，就等上面下统一命令猛攻向前。然而他和军士们左等右等也不见信号，煎熬对峙到最后等来了一句“不抵抗”的命令。
“不要朝日方开枪！”
“不要朝军舰开枪！”
中国的子民，你开得了枪吗？不，不能，因为中国是不得抵抗日本的，但是中国人可以抵抗中国人。士兵们从前线撤了回来，但又奉令去上海街头抓捕游行的学生和工人，并且被告知“若有不服从者，可直接朝其开枪”。
“这岂不是荒唐！敌寇来犯中国，我们到底在朝谁开枪？我们的枪正指着那些抵抗敌寇的中国人！”
枪子不断打到上街游行的民众身上，但人群汇集的越来越多。从孩子长成大人，嘉龙就没怎么变过，性子还是一如既往泼皮叛逆。蒋天子下令开枪，他就偏反着干，不仅禁止自己率领的队伍朝民众开枪，还光明正大包庇被捕的学生与工人。上级质问嘉龙“他还想不想要蒋委员长给他的士官剑”，嘉龙昂首挺胸说士官剑已经在他手里了，而天子授予的是牵奴隶的绳索，他是不屑于要，也不稀罕要的。
“王嘉龙，你现在也要为党国的反贼么！你这是要被绞杀的！”
“反贼就反贼，被绞杀又何妨？什么头衔我都不要了！”
嘉龙这小子胆量真大，能说出这般忤逆的话，可真要被送进监狱枪毙了！然而当时上海局势实在过于危急，东北事变后就是上海事变。1932年一月，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从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给驻上海陆军司令官伊势月发了如下电报：
“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上海事变，使英美列强目光转向上海，减轻日本建立满洲国之压力。”
关东军“自己打自己，而后污蔑到中国军队”的剧本炮制到上海依旧是无比奏效的。在伊势月的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五人来到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他们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真相是什么？不重要。总之，在上海莫须有的“日莲宗冲突”后，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抵达上海的军舰外，还有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第十五驱逐队……至1932年一月，日本已经在上海集结了军舰二十三艘，飞机四十余架，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并且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一二八事变”爆发了，嘉龙又被调入驻守在淞沪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然而，这次的十九军可不是服从蒋天子命令的部队。十九军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都是当年在广东闹过北伐革命的一线，其领队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更是知名的“逼蒋抗日派”。国难当头，蒋、蔡、戴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我等乃中国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淞沪大战开始了，保卫上海，绝不退缩！保卫中国，绝不退缩！
蔡廷锴在誓师大会上如是说，嘉龙心潮澎湃，遂毫不犹豫地像当年潮州剿匪似的毛遂自荐。而当他站出来时，他发现张小顺也站出来了——宁粤和解后他便退了粤集团军，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嘉龙？”张小顺喜出望外地朝他招手，“我们这次终于要作为同级战友并肩作战了。想来你与我都是耀哥儿带出来的，如今他要是能见我们保家卫国，那得有多高兴啊！”
“老王不在，不还有你与我么？我们若死在这淞沪战场，还有千万万个中国人，他们会顶着我们上的。怕什么，冲向前去开枪吧！”
小橘子死了。
东北“九一八事变”，对于彼时的南京而言只是普通的9月18日。那天早上晓梅照旧去给小橘子喂食，但她发现它不像以前那样扑上扑下，倒是没什么精神地卧在窝里，喂了水也不进嘴。晓梅把小橘子捧在手心里，它微弱的呼吸着，呼哧呼哧的，不一会就彻底不动了，死在了晓梅的手心里。
“小橘子怎么会突然死了呢？明明昨天还好好的。”
晓梅叫来了画匠，画匠看了看摇头，无法给予晓梅一个确切答复。晓梅说她想找个地方把小橘子好好埋葬了，画匠应允，然而他当下没多少时间陪同——金陵女大扩招，又逢新生开学，那时画匠早中晚都被日程塞得满满的，课带的数不过来，更别说再加上学院分配下来的其他杂事了。于是晓梅带着装有小橘子尸体的纸盒去找金陵，金陵思索半晌，说玄武湖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风光秀丽，埋葬在那里算是幸福。
“唉，如此死亡就是幸福吗？”
晓梅悲伤道。
“生老病死，世间常事。麻雀的寿命比人短暂太多，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中国和日本都有‘喜寿’谈，能平和地死在好地方，就是喜事了。”
金秋桂子，十里荷花，那天玄武湖边好一番雅致景色。女孩子们在湖边用种花的铲子挖了一个小小的坑，往里面铺满了桂花，就当是这小小鸟的墓穴了。晓梅垂丧着眼，金陵在一旁安慰晓梅，在把那纸棺材放进去后就开始盖坟土。但在盖了几抔后，晓梅又制止了金陵。她用手把那浅浅的土拂去，重新把纸棺材拿出来打开，而后把一张泛黄的旧回乡证放了进去。
“这是什么？”
“回家的船票。小橘子结束了人世的旅途，要去天上找我父母和阿公了。”
葬送结束，就是割裂，割裂结束，就是空白。当晓梅把那纸棺材深埋后，那回乡证就不再是一张旧纸，而是一小片裹尸布，也是一小片纸钱，而她也再不是那个天真无忧的小女孩了。在填平最后一抔土后，晓梅盯着那一小片新土愣神，喃喃对金陵道：
“长大的感觉真不好。幻想渐渐褪去，留下的只有遗憾，丑陋，不堪。我现在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多美好的盼头与回忆全是由谎言包裹起来的。阿公说拿着这回乡证就可以回家，找他，找我父母。我那时太小，就全信了；后来去广福楼，老板娘说女孩子做了新娘就会一生幸福。我长大了些，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信了；再后来濠镜和嘉龙剿匪回来带给我一封信，还有那个叫‘莉莉娅’的苏俄洋娃娃，说是我家里人给我的。那时我又长大了些，其实已经知道他们在骗我了，但还是能硬扯些借口让自己相信。现在大家满天星似的分散，小橘子也死了，我也终究无法劝服自己相信谎言。金陵，人是生来虚无的吗？越长大，记忆越模糊，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台湾是什么样子了，没有一丁点印象，好些我生来便是浮萍，从未在那里存在过似的。”
当时晓梅列举了诸多“长大”的弊端，金陵不置可否，但她说晓梅这样想也有偏颇，因为长大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