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值得。我之前把有些东西典当了，又换了些绝版的书。”

“太好了，我们今夜就把它们修补整理起来。”

“先别急，你棉衣都烂了。”

“我都没注意到。我一门心思投在文渊阁上，兴许是被钉子刮烂了。”

半晌，梁思成出来了，他招呼琼先生进去，琼先生却摇头。

“我不进去了。我不想扰了你这处屋子。”

临走的时候，琼先生环顾了那狭小贫寒的院落一眼，对梁思成笑道：

“真理时而是被人包装出来的知识，知识被人创造，兴许是真的，也兴许是伪的。我这个人会讲知识，但永远讲不出真理。所以当年讲的那些话，你自己判断吧。”

“史官”是一个迷茫的中国隐喻。琼先生离开了，他拦一辆黄包车去了“国立北京大学”，那里，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正在等他。学术是个圈，大大小小就那么些人。琼先生和傅斯年本身是搞历史的同侪，而后又通过傅斯年认识了胡适。这次相见对谈，琼先生就畅快多了，直截了当问傅斯年殷墟挖掘情况如何，果不其然，傅斯年的回复是“缺钱”，还说困难重重。

自1928年起，傅斯年参与了发掘河南安阳殷墟的工程，然而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后，却引来了诸多盗墓贼、古董商、药材商。殷墟受到严重破坏，本想加急挖掘，却因官僚主义的原因受到阻碍，甚至强制停止。1932年，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多次批准未果，一直想寻求南京国民政府权威得到帮助，却屡屡碰壁。

琼先生看准了这一点。

“傅校长，咱是同行，听闻殷墟如此，真是痛心啊！”

对傅斯年，琼先生痛心疾首，大呼小叹，但最后也就不扯废话了，开门见山说了来意。

“殷墟这事交给我来和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给钱，给人我都办得到。只是您考古殷墟，为中国考古之先锋，事到如今我也要作先锋。”

傅斯年问“要作何先锋”，于是琼先生对傅斯年讲述了他想要同人在天津推行“金融改革”的计划。他说天津金融改革为中国之民，当下傅斯年只要帮他在学术圈和其他上流圈子里多加支持宣传就可。

“琼先生，您一个美国人，怎突然有了‘全为中国民’之兴趣？哼，怕不是想要在中国落点好处，不明说罢了。”

傅斯年到底是不好惹的。琼先生知道这人外号叫“半疯子”，谁都敢刚。先别说蒋中正，就那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领土"之言论进行批判反驳。这胆子真是好比太岁头上动刀，好几次琼先生都觉得这人再下去要被日本人拉去暗杀枪毙，但是傅斯年“死性不改”。如今傅斯年又来刚琼先生了，但好在琼先生留了一手——他把有亲美倾向的胡适也叫来了。

“话不能这么说，傅校长。当下热河事变，中国危难，而美国又是个慷慨正义的国度，自然是愿意对中国伸出援手的。”

胡适言而凿凿，说当下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然而日本紧逼，国民政府又腐败无力，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度站出来主持正义。一番有条有理的话过去，琼先生连连鼓掌喝彩，就差给胡适颁发锦旗了。

“胡先生，当下中国一众白话文作者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所有人都说鲁迅胜过你，但我看鲁迅的觉悟比你还差得远。胡先生真乃中国思想之先锋也！”

“哪里哪里，我怎敢与鲁迅先生相提并论？”

琼先生夸赞，胡适推辞，但是允诺“一定会竭力帮琼先生宣扬天津金融改革之事”。琼先生满意而归，走在燕园里可谓“意气风发”。他哼着小曲到一处亭子，见一个年轻大学生在背书，背的还就是当年他在哈佛主编的中国官宦史文本教材。

“谁说做学术无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琼先生正欣慰，不料那学生背着背着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将书一扔，嘴里骂骂咧咧道：

“这书写得真乃狗屁不通，定义和概念给这么长，全是废话！就这还考，考个屁！考他娘的什么玩意——”

“哎！你谁？”

琼先生能承认自己现在已经不做学术，但他不能接受有人说他写的东西“狗屁不通”。愤怒之下，他走过去拧了那学生的耳朵逼问，学生龇牙咧嘴，说道：

“我是北大的学生。”

“鬼扯，你这样哪像北大的学生？你到底是谁？不说我就把你揪到校长办公室去！”

“别，别，我招，我确实是学生，只不过是隔壁的，是来北大灶堂混口饭！”

而后这个学生坦白，他说他叫“季羡林”。

北京，朱红墙东单二条胡同前站着一个苏俄人，他大腹便便，俨然已经大权在握。这一切都叫东条英机觉得熟悉，但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庞。

“东条先生。”

费多罗夫深一脚浅一脚冒雪走来，他向东条英握手。

“贺喜，您当下真得到了伊万诺夫先生的推举。从今往后，我相信日本和苏联的友谊会更加密切，因为伊万诺夫先生对关东军总是抱有敌意。”

“确实，在这里我也要恭喜东条先生出任关东军司令要职。伊万诺夫的战争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日苏应当摒除过去的隔阂，共同迈向和平。”

“没错，日苏是朋友，中国才是敌人。东三省的繁荣要由日苏共同建立，利益要由日苏共同分割。只是在下很好奇，伊万诺夫先生为何会同意权力让渡？”

“无需追究。因为这是我必须保密的协议。”

“好吧，费多罗夫先生，既然您要出任远东司令，那么当下我们的协议也要奏效——苏联和日本以河流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分割东三省铁路，华工劳力，煤矿开采。苏联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军人，中国平民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无论是人种清洗，还是炮火轰炸。如若同意，日本将永久遵守《日苏和平条约》，同苏联共同维护远东和平。当年日本部队对海参崴的中国人进行管理，但是被苏联部队恶意围困。这种事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发生。”

所谓“管理”，只是“屠城”的语言美化，只是费多罗夫不为所动，因为他对中国也没多同情心。当然，这也是苏联高层的意思。伊万诺夫在东北干预太多——他时而忘记自己是个苏联军人。

“何不趁而除之？”

东条英机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费多罗夫大笑，他知道日本人还是怕伊万诺夫。虽然伊万诺夫已经退位，但关东军怕这个远东疯子。那一日两人达成了诸多秘密协议，随后费多罗夫就直飞南京。路途颠簸里，他盘算着时局好坏，却想到了东北民间常唱的戏《五丈原》。有个叫诸葛亮的人颇善于打仗，但终究抵不过年岁劳苦于军中去世。诸葛亮死了后军队塑了他的蜡像，打仗时那假蜡像尚且能叫敌人收军后退，不敢向前逼进。思来想去，费多罗夫认清了现实。关东军猖狂，自己又算得远东新人，纵得上位司令，怕也是不好把控局势。所以他得塑一尊“伊万诺夫”的蜡像，决不能让他轻易离开。

“我来了。”

穿越严防死守，费多罗夫推开门，彼时伊万诺夫正在精神病院的单人病房里翘着二郎腿看书。

“怎么样，和东条先生的会面何如？”

“非常棘手。”

“东条已经算是能协商的人，再往前推十年你能遇到更糟心的。”

费多罗夫走向伊万诺夫，他拿起那本书掂量，见其是一本《莱蒙托夫诗集》。

“您对我新官上任有什么建议？我一直是您的参谋。”

“热河事变激起中日矛盾，先假意答应日本的条件，继续修筑远东大防线工程。至于后续怎么做那是你的事。伊万诺夫时代已经结束了——我要退休。”

“不，我不允许，您得留在一线，哪怕是以一个使官的身份。”

“不要太贪心。你要当官，我举荐你上来，刚才甚至还给了你诚恳的建议。我住精神病院的这几天已经足够你伪装所有流程文件，现在我要回哈尔滨了。”

伊万诺夫张口一个“回哈尔滨”，闭口一个“退休”，叫“多少还算个军人”的费多罗夫着实愤怒。但是伊万诺夫不为所动，他躺在床上摆烂茬，好像心思全不在这里似的。确实，他的心思早不在什么《马恩思想文集》，早就化作莱蒙托夫的诗歌远行了。

“伊万诺夫同志，您真是被那个女人冲昏了头，你还是不要忘记自己是个苏联军人为好，你知道关东军和伊势月对你的阴谋吗？”

阴谋，难道只有日本人对他这个前远东司令有阴谋吗，他费多罗夫难道没有吗，其余的明里暗里的人难道没有吗？伊万诺夫心里像明镜似的，但他释然地朝费多罗夫挥挥手。

“太麻烦了，我现在不想把人生浪费在那些人身上。什么时候能申请退休？”

“收拾东西，我会安排军机接你回哈尔滨。”

夺位之变居然就这么结束了，伊万诺夫没有被杀死，他主动让位，由此没有其他杀戮和波澜。费多罗夫省了好一番事，他认定伊万诺夫当下已经胸无大志，于是他走了。另一个文秘进来，说有王行长发给伊万诺夫的电报。伊万诺夫扫了一眼，知道王行长大概是希望他能给画匠所在的住处一些警卫保护。他叫文秘回了“可以”两个字。

“真可怜，麻雀先生。”

“分离”是一个迷茫的中国隐喻。伊万诺夫喃喃自语，把电报纸扔进炭盆子烧了个干净。他躺在床上阖眼，本不想再关心那事，却止不住回想王行长发来的有些话——国家高于家庭。

爱国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里面混合了“原始的本能”与“高度理智的信念”。然而这种感情与其说是对“小家庭”的爱，倒不如说是一种近似于宗教般的殉道情感——个体愿意牺牲自我生命，连带着他的小家庭，而后融入到民族生命中去……

真残酷。国家的本质就是国民集体权利的总汇，有赋予，也有剥夺。国家推动人们投入战争，但战争的实施时而与理性感性相背驰。它叫人们不要有“情感冲动”，可当这种冲动存在的时候，人才有生命的希望，而不是趋于死亡。春燕和小豆子赋予了伊万诺夫某种“生的冲动”，伊万诺夫想着王行长在电报里的零星言语，他不由自主把画匠代入成春燕，但最后终归代入成自己。

国家高于家庭，如果有一天，春燕对他说这样的话……

不，春燕不会对他说这种话。

伊万诺夫坐起身，他脸上神情阴郁。彼时门没关死，画匠叩门后直接来了。他提着一袋橘子，见伊万诺夫此状，画匠脚步有些迟疑。

“你之前说要聊天，所以我就来了。你想同我聊什么？”

“宣布我以后就要退休。以及我以后灵活住院。但凡出现在公众面前，我就是精神病。”

“好吧。”

画匠放下橘子，没多问什么，也没多说什么。伊万诺夫在他眼里时而怪里怪气，所以这人说任何话，画匠都不会对此奇怪。毕竟伊万诺夫要是不怪，那就不叫伊万诺夫了。

“麻雀先生，我很感激你的好心照顾与收留。”

“我也没做什么。”

“这段时日我会保障你的安全，但是我也不会在南京留太久。”

伊万诺夫说画匠现在面临着危险，但画匠不想纠结伊万诺夫说的话。伊万诺夫和王行长都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而他这个“小人物”的生活死板平静，最头疼的事总归还是落在学校里的杂事与生计上。见画匠并没有在听，伊万诺夫便不再说什么“危险”了，他话锋一转道：

“新女婿要在春节时候上门去岳父家里扫雪，明后天我会登门拜访。”

画匠不想伊万诺夫来，但又不好推脱。他望着窗户外稀稀拉拉的树木枝子，总觉得一切灰寂而无生机。忍别离，一转又是别离。王行长走了，嘉龙濠镜也走了，春燕也带着小豆子走了，房子里就他和晓梅，怕也是过得无趣。早知如此还不如不来，如今这个春节要和这位怪人新女婿一起过，彼时桌边吃饭怕又是好些尴尬。

伊万诺夫看着画匠，他似乎已经知道画匠心里在想什么。

“麻雀先生，你的处境令我共情。我越想这一切就越想告知你真相：今朝能忍别离，有朝他就能因中国而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