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随笔

嘉龙这类欢悦角色的出场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的故事里不能没有这种角色，他们代表着希望。每次嘉龙一出场就会带点闹剧，他可能命里生来带点乐活。

心情的轻松让我重新想吃点东西了，于是我去找粮油站主任，他老婆今天不在家，所以我们可以去卧房。他让我把衣服全脱了，而后丢给我一个饼。我急不可耐地啃咬，而他慢悠悠解开了裤带绳。与我的精神疾病相比，这类事并不怎么痛苦，而且他年纪大了。等到饼吃完后，他也弄完了。但他显然对我有一些偏离的幻想。他问我从小到大读了多少书，他和书中的男人相比何如。如果好，那下一次我就可以学书中女人那样在床上宽衣解带，同时吟诵诗词歌赋。接着，他又惋惜起了我的身世，说如果不是父亲早早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本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他没有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回来了，和老王一起被打成了反动分子。”

“哦，我有点搞混了。你是那个什么，吴浩新的女儿。你是不是双胞胎姐弟两个，你叫吴晓文，你弟弟叫吴晓革。”

我真不想听到父亲的名字，粮油站主任对我这种纠结和拧巴分析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我是个缺爱的人。

我开始反思自己在写作时为何总是重复提到“父亲”和“母亲”的意象。粮油站主任说得对，本质原因也许是我缺爱，我总觉得自己被父亲和母亲抛弃了。我对他们一直怀有怨念，为什么要在革命艰苦的时候行男女云雨之欢，有了孩子又不想要。我无数次听到母亲说自己当时如何学别人一起从高高的墙上跳下来，这样就可以流产。然而我和我的弟弟实在是太顽固，她当时身体又过好，所以即使这样也我们也没有从她子宫里铲除。在生下我们后，父母把我们丢回了苏州老家，直到新中国建立，父亲风光了，我们又被接回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