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后悔，也许我应该早一些看到你所面对的世界，这样就不会……
当然，这是后来画匠才能想到的事了。
1937年12月，南京受到了日军围攻。虽然城区很大，但即使是聋子，也能听到城门外的炮火轰鸣。柯克兰神父的教堂恰在安全区边缘，每当炮声临近，神父便把教堂当作瞭望塔，毫无防护地爬上塔顶，眺望黑烟从哪个城门升起。画匠不是沉浸在白日梦里的傻子，透过柯克兰神父的描述，他当然猜到日本在做什么，所以生出了本能的失望和厌恶——只是这些还不足以克服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祖国的幻想。
不只是他，南京城里还有其他日侨，大家都对自己的祖国抱着最后一点期望：日本应该还不会那么糟糕，假如他们进了城，大家一起劝说，也许能让日本军队给南京人发粮食和取暖的炭火。
“请大家放心，司令官松井石根已经发话了：只允许少数日军部队进入南京，必须遵守军纪，严禁烧杀抢掠！南京不会有事的，南京平民不会有事的！”
12月8日，桐岛带着一纸颇具希望的文件来到安全区，上面盖着松井石根驻苏州司令部的官章，于是琼先生也心生幻想。他希望日军会停留在南京城外——直到唐生智派人把他叫去，说苏联顾问I要与他谈话。
12月11日，雨花台和中华门受到重创，琼先生去了卫戍司令部，那里已是一片混乱。传令兵在唐生智的指挥办公室进进出出，德国顾问L在里面急躁地和电话对面的苏联顾问I争论。对唐生智而言，德国顾问L和苏联顾问I其实都是麻烦，只是程度不一。德国顾问L还好，不过是个只管打仗的人；苏联顾问I才是最难缠的，他做事处处谨慎，每当听到含混的说辞，必定要逼问：“依据是什么？拿什么保证？”更叫人头疼的是，苏联顾问I总是预设最坏的情况，比如：他总是预设日军攻破城门，而南京守军也陷入撤退混乱。
苏联顾问I特别不相信唐生智，他似乎对蒋政府的作风都格外了解。
“好了，德国顾问L，把苏联人的电话交给美国人！”
见琼先生来了，唐生智终于能暂时消停一会了。琼先生接过电话听筒，而此时的苏联顾问I已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心内膜炎使得他在医院病房几度发低烧，嗓子沙哑得几乎失声，所以琼先生没有认出苏联顾问I是谁。情况紧急，时间不容浪费，苏联顾问I直奔着最坏结果而来，他告诉琼先生：一旦南京彻底失守，安全区必须立即封闭边界；区内平民按街区分组登记造册，以备日军搜查时证明身份；如有溃兵混入，务必劝其脱下军装、交出武器。
根据苏联顾问I的叙述，战场会迅速败坏人性。一旦士兵握有武器，又获得国家赋予的开枪理由，道德与世俗顾忌便会被轻易抛弃；他们会在合法命令的掩护下变得残暴，忘记人的良善，最终沦为面目扭曲的恶鬼。而他曾犯过一个愚蠢而不可饶恕的错误——那是在远东的阿穆尔地区，彼时他太年轻了，只会打仗，只顾胜负与推进，完全没有顾及平民的撤退和保护，最终让一个叫伊势月的人酿成了大规模屠杀。海参崴被围困，被屠戮，那件事几乎把他逼垮，也让他一度陷入精神崩溃，而后来因为日苏交涉，他最终也没能处决“伊势月”——这个杀人狂如今已经跟随他的舅舅朝香宫抵达南京前线，他们绝对不会放过南京，也不会放过南京人。
琼先生牢记住了苏联顾问I的嘱咐，而后他又问了一个问题：
“顾问I，假设我们身处绝境，而日军要枪毙一批人，那么军人和平民，谁的生命更优先？”
这是一个反人性的问题，苏联顾问I试图在低烧中作道德衡量，但雨花台的炮火仍旧在轰鸣，于是他只能这样回答：
“平民。”
“也就是说：如果日军来搜查，优先把军人交出去。”
“是的，因为‘牺牲’也是军人的职责。”
“谢谢你，顾问I，请保重身体。”
琼先生挂断了电话。
进攻雨花台时，小笠原差点死在那里。
天降猛人。德国顾问L是个打仗的疯子，他看准日军长线分散的弱点，几次指挥八十八师发动闪电突击。雨花台地势居高临下，每当火力倾泻而下，日军便会伤亡惨重，却一时来不及调整战法——毕竟他们此前的训练都是长线作战，这是为了应对苏联漫长的远东大防线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所以，像德国顾问L这种迅疾猛烈的短攻，他们也是头一回碰上。
成也苏联，败也苏联，思维的固化与局限使得雨花台的日军出现了从上至下的迷茫与慌乱。阵地反复易手，许多日军士兵被打到精神崩溃。小笠原亲眼见过好多同队的人变成了“精神病”：有人会在战壕里突然大吼大叫，拿着刺刀对着空气乱戳。即使是那些勉强维持精神正常的士兵，也因为战场炮火的高分贝而耳聋了，他们不得不靠传递小纸条来交流。一日一日，每况愈下，当时日军已经在计划是否要暂时从雨花台后撤，结果转机来了——
八十八师的师长孙元良带着部队逃跑了！
那天是小笠原人生里最高兴的一天。当日军坦克轰开中华门，踏过中国人挂起的“誓复国仇”横幅时，他和许多士兵都忍不住高兴到痛哭流涕。可南京的医生和护士们仍在混乱中救人。他们躲避攻城的日军，竭尽全力将八十八师的伤兵往战地医院里拉，而精神亢奋的日军首先瞄准了这些女护士，他们恶鬼一样扑上去，场面混乱又惨烈，女护士们像被捕获的动物一样挣扎尖叫着。
也正是在这片混乱惨烈里，小笠原再次遇见了晓梅。她美极了，也疲惫极了，脸上沾着灰，白衣上满是血污。与小笠原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她眼中没有惊惧，只有一种深切的恨意，那种恨早已超越了一时的愤怒，变成近乎诅咒的厌恶。为了让同事们活下来，为了让她们及时把伤员转移到战地医院去，她将赴死的决心藏进轻巧的妩媚里。她主动朝那些日军走去，夸赞他们英勇，又说自己对小笠原一见钟情。
“我爱你，我愿意留下来，请让她们走吧。”
四周响起了起哄声，小笠原飘飘然了，竟忍不住向晓梅讲述自己的“英勇事迹”：在罗店，他克服了作为人的懦弱，亲手斩下一个名叫嘉龙的广东士兵的头颅。之后他又吹嘘，说华北的日军是如何英勇，歼灭了振华的飞行员部队；苏州时候，富士井师团又是如何斗志昂扬，最后屠戮了苏州……
“你知道那个姓王的后勤高参吗？估计早就在苏州被我们杀掉了！”
晓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可小笠原只把那泪水理解为动容，以为她是在为自己的勇气震颤。于是他顺势将晓梅搂进怀里，其他日军也早已按捺不住，借着这片哄笑与混乱，有人开始伸手触碰她的身体。“喂，喂，轮到我了！”大家叫喊着，有人问晓梅愿不愿意做日军“公用的女朋友”。晓梅点了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于是日军一下子涌上来，亲她，摸她。她开口求他们：接下来还会有伤兵，请让护士们把担架抬回去，给南京无辜的人一点时间。
“可以，你一个换她们二十个。”
小笠原大度地摆了摆手，反正现在八十八师也溃败了，日军也进入了南京城。他允许其他人把担架抬走了，只有晓梅留了下来——那时候，日本还没有下达“俘虏和伤兵一律就地处死”的命令。
1937年苏州的冬天，下的是凄冷阴潮的雪雨。
进驻苏州后，松井石根本想在这“人间天堂”寻找些诗意，但满苏州都是雪雨，这些湿冷黏腻、妇孺啼哭般的东西也没冲掉街门上的血，它们渗进沟渠，变成石桥下发黑的水。这番景象叫松井石根十分失望，他去了知名的拙政园，却发现园林已被焚毁，而守园人老朱管家烧焦的尸体吊在水码头上。
“这是在做什么？快把那东西丢掉！”
松井石根大怒，几个日本兵赶紧把水码头上烧焦的尸体取了下来。此后，松井在随从陪同下参观拙政园的残骸，一边看一边叹气。作为一个极其重视日本国际形象的将领，松井石根希望东方人、西方人都为日本彬彬有礼的举止而赞叹；可如今眼前这片狼藉，已与他的幻想相去甚远。
“咳咳……咳咳……”
12月7日，苏州沦陷后，松井石根因慢性肺结核发作，在苏州占领地指挥部高烧卧床。也正是在这时，他将南京前线的指挥权交给了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王。这次换帅并不只是出于松井病重，也因为皇室内部的矛盾。淞沪会战后，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认为对华作战过于激进冒失，不仅将关东、华北的兵力分散到华东，也使日本陷入长期鏖战。彼时朝香宫站在雍仁一边，裕仁天皇因此将他视为一个试图借内斗挑战皇权的人。于是，裕仁天皇以“使其改过自新”为名，将南京前线的指挥权从松井石根那里移交给朝香宫，而他同样前往华东作战的外甥伊势月也随之有了凌驾南京前线的权力。
松井石根对伊势月印象很不好：早在念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伊势月就性格偏激，如果成绩不理想，他就会对自己进行自虐式体罚。后来，伊势月毕业后“空降”到阿穆尔地区担任司令官，时任哈尔滨情报机关长兼张作霖顾问的松井石根一再对伊势月强调“注意远东国际影响”，但伊势月却毫无顾忌地在阿穆尔制造了多轮屠杀。当伊势月以炫耀式的口吻对松井说自己如何往一对叫“乌日娜”和“娜达明莱”的蒙古母女身上浇汽油，并将她们活活焚烧时，松井石根忍不住咒骂伊势月是个“十足疯癫的蠢货”——因为这种行为直接让苏联成了“正义的英雄”，而让日本成为了“卑鄙的小人”。
日本皇室怎么会养育出这种蠢货呢？
十几年前的松井石根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压下这桩皇亲国戚的丑闻，但伊势月实在是太极端了，他沉浸在屠杀的快感里，一味耗尽时间和军力，最后导致自己被苏联俘虏。虽然后来日本通过交涉从苏联那里换回了伊势月，但被俘经历使得他的性格愈加走火入魔，时而邪性失控，且缺乏判断力。
伊势月的性格畸形，而他的舅舅朝香宫也容易陷入暴躁，不知这是否和日本皇室近亲通婚导致的天生缺陷有关。
相比这两位，松井石根更稳健些，因为他和中国的联系很深。为许多读者不知的是：作为远东法庭甲级战犯的松井石根，其实早年曾大力支持中国的辛亥革命，他与孙中山交情深厚，还在1907年为留学日本的蒋中正担任租屋担保人。乍一看，松井石根不太像样板戏里的“鬼子”，然而历史现实就是这样：有一些“鬼子”并非时刻以扭曲邪恶的面目出现。他们可能受过良好教育，精神正常，懂中文，读中国书，谈和平，甚至真心相信自己是在理解中国。然而这些礼貌、热爱中国文化的“鬼子”，确实在中国进行杀戮，而后又用彬彬有礼的假面粉饰、否定、遗忘杀戮。
总之，松井石根对日军进入南京一事颇为谨慎。他不希望苏州的混乱重演，毕竟在他看来，日本应是一个超脱亚洲、趋近西方文明的东方国家。为此，他亲自挑选了几支表率部队进入南京，希望这些仪容整齐、恪守军纪的日军能让中国人改变观感，进而为日本同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继续交涉创造条件。病中，松井石根仍召开参谋会议，指示道：
“帝国军队进入外国首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事。不得让纪律松懈的部队进城，绝不允许抢劫。”
松井石根的做法起初得到裕仁天皇赞同，却遭到朝香宫强烈反对。朝香宫认为，杀戮才能震慑中国，尤其是发生在中国首都的杀戮。由于皇室内部的旧有矛盾，裕仁天皇否决了朝香宫；但在外甥伊势月的鼓动下，失势的朝香宫反而更加确信自己才站在“正确”的一边。所以，在接替松井石根成为司令后，朝香宫立即发出了一系列“杀掉所有中国俘虏”的秘密文件，并且吩咐从上至下执行。
得知朝香宫命令，许多低层军官和士兵都为之振奋，因为他们早在淞沪战场时就已经情不自禁地对中国人进行杀戮。虽然很多时候他们会借着寻找中国军队后勤调度的名义，但他们杀的人基本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朝香宫的命令让他们的行为变得“合法”了。第16师团步兵第9联队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对此表现甚为积极——他们在进军南京途中展开“百人斩”竞赛，以谁先杀满100人为胜。
“一边比赛，一边找后勤，正职和娱乐都不误！”
那个姓王的后勤高参到底在哪呢？他会不会把十几万军队重新调过来？
一个种田的农民跪在地上磕头，说他真的不知道，向井一刀砍掉了对方的头；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试图往沟里躲，野田就把母子俩一前一后叠在一起，测试能否用刀一次刺穿……总之，答不出来的人是“奸细”，答得太慢的人是“奸细”，吓得发抖的人是“奸细”，跪下求饶的人也是“奸细”。11月27日，向井、野田自无锡开始比赛，至11月29日抵达常州时，已共杀81人。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在常州火车站前采访了他们，并于11月30日以“百人斩竞赛！两少尉已超过80人”为题首次报道此事。此后，报道不断升级。12月2日，二人随部队进至丹阳，杀人数已增至151人；12月5日抵达句容前线时，向井、野田分别宣称杀了89人和78人；12月10日，两人在南京东郊紫金山麓再度相会，数字已达106比105。因无法分辨谁先杀满100人，他们又决定将目标提高到150人。
因为少尉们如此“辉煌”的战绩，底下的士兵们也纷纷加入杀人比赛中，他们杀得满脸血渍，只可惜报纸篇幅有限，记者没有拍摄他们，于是几十年后，这些杀人恶魔仍旧披着良善的皮，以日本公民的身份过着好日子。有些人不过是在媒体上稍微流点眼泪，花点很少的钱当忏悔善款，就又洗白罪孽，变成“好人”了。而更多的人选择隐姓埋名，假装压根就没来过中国，也不认识他们杀戮过的中国人。
他们最多就是道歉，可道歉有用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对不起，诸位，唐某无能，蒋先生也尽力了，我们没能守住南京，先行撤退了！”
12月12日晚，卫戍司令唐生智率司令部人员乘坐预先留下的小火轮，从下关码头撤往江北。此后，第七十四军、第三十六师等部队也陆续乘船渡江，而其余退至下关的守军大多已失去建制，成了四散奔逃的散兵。有些人临时扎筏，甚至抱着门板强渡长江，但他们不是溺死江中，便是被追来的日军射杀。更多未能渡江或突围的士兵流散在南京城内，他们丢弃武器，换上便装，试图躲入南京安全区求生。然而，朝香宫先前已下达“杀死所有战俘”的命令，所以这些涌入安全区的散兵反而让现在的日军有了强闯安全区搜查的借口。
安全区主席是德国人拉贝，代表则是美国人琼先生。由于德国将成为日本的盟国，日军对拉贝尚且保留几分表面客气；但面对美国人，膨胀的日军便少了许多顾忌。此前美国多次以经济制裁遏制日本扩张，本岛舆论宣传使得很多日军对美国心怀怨恨——他们认为是美国导致了日本国内经济的萧条和贫困，甚至叫他们不得不到中国征战。因此，当他们面对曾任美国全权大使、现在什么都不是的琼先生时，态度便格外猖狂放肆。
“AFJ，滚出来把大门打开！”
AFJ是Alfred· F· Jones的缩写，但日军们编了更具侮辱意味的顺口溜：
“Aはアメ公、Fは不愉快、Jは邪魔者—、メ公の不愉快な邪魔者だ！”（翻译：A是美国佬，F是令人作呕，J是碍事鬼！）
于是，现在的琼先生就是AFJ了。
生死面前，能忍一时是一时。面对持刀荷枪的日军，AFJ始终摆出讨好而卑微的神情。他以近乎低贱的姿态周旋于这些骇人的暴力之间，日军侮辱他，他便满脸堆笑；日军逼问安全区内是否藏有军人，他则一口咬定没有。日军并不相信，威胁说：若不让他们进入安全区搜查，便要强行炮轰。AFJ只能退让，说可以派几个领头的军官进去查看。于是，五名日本军官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先搜查魏特琳管理的“妇孺区域”，见到几个面容姣好的中国妇女，便硬说她们是奸细。魏特琳冒死据理力争，几番僵持后，那几人才转去柯克兰神父管理的“教会信徒区域”。那里人很少，大多是年老的男性。日本军官觉得无趣，草草看了一圈便离开了。
“AFJ，我们明天再来，搜奸细，尤其是女奸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