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无数颗心脏，即使打碎其中一颗，其他心脏仍会继续跳动，因此不可能靠一次军事打击使整个中国停止抵抗。”

1938年8月盛夏，濠镜在新京市中心的“和平电影院”里与一众关东军要员观看满洲映画协会拍摄的《帝国崛起》，却想起1920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所说的话。黑白银幕上光影流转，军官们靠在柔软的座椅上低声谈笑。每当镜头里出现日军在淞沪冲锋的画面，四周便响起他们轻松而满意的掌声。

首先播放的是伊势月代表朝香宫与其他日本皇室成员在进军南京时发表的演讲。

“南京不仅是中国政府的首都，也是其抵抗意志的‘心脏’。只要南京仍在敌人手中，这场战争就不能结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粉碎中国的心脏，使整个东亚重新归于秩序。”

“粉碎中国心脏！”

台下的士兵同时举起步枪，山呼海啸般的宣言声响彻原野。

然后，濠镜看见了嘉龙。银幕上的嘉龙站在一片芦苇荡中，风吹动枯黄的芦苇，也掠过他布满血污的脸。随后，小笠原静三郎提着刀走进镜头，摄影者把话筒递过去，像在采访一位刚刚完成比赛的运动员：

“小笠原先生，面对镜头，您紧张吗？”

“稍稍有些紧张，不过还好。”

“您有什么想对本岛的父母和妻子说的吗？”

“有。一直以来都感谢他们的支持，父母和妻子都辛苦了。”

“那么，万众期待的斩首环节就开始喽——”

镜头没有转换，就那样直直地定格在那里。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斩首进行得很不顺利，而濠镜就在那雷鸣般的掌声中，看完了嘉龙被斩首的全过程。

镜头掠过了淞沪战场上无数中国人的尸体，之后，影片切到了攻陷南京中华门的部分。坦克和装甲车碾过残破的街道，溃散的人群不断从镜头前跑过。就在这片惨败的景象中，濠镜看见了晓梅。她穿着护士服，周围簇拥着许多日军。

“日本男人是不是很好？中国女人都爱日本男人，对吗？”

小笠原走过去搂住晓梅，强行亲吻她。其他日军也迫不及待地伸手拉扯、搂抱，随后说笑着将她簇拥进一间摇摇欲坠的屋子里。

镜头掠过了南京城内一具具死去的中国妇女，然后，小笠原重新出现在镜头前。画面里还有几名日军正在提裤子、系皮带，却不见晓梅的身影。摄影者将话筒递过去，语气轻松得像在采访一位刚泡完温泉的宾客：

“小笠原先生，您现在放松身心了吗？”

“是的，感到很放松。战场上长期积累的压抑终于得到了解决。虽然稍稍有些对不起妻子，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您觉得她美丽吗？”

“非常美丽，但也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对她做什么，也许是她太疲惫了。为了不忘记她，我留下了一点纪念品。”

小笠原拿出一小簇晓梅的头发，对着镜头展示。

最后，影片切到了南京“荣誉日本市民”奖章的颁发仪式。濠镜看见画匠和桐岛被日军用枪逼上台。画匠脸上是麻木的平静，他用漆黑的眼睛直直盯着镜头_那双眼睛里没有求救，也没有愤怒，反而是一种沉默而固执的注视，像是在逼迫镜头另一端的人记住这里发生的一切。相比之下，桐岛却已彻底崩溃。面对镜头，他满脸悲痛，不停地擦着鼻涕和眼泪，肩膀控制不住地发抖。然后，小笠原又出现了。他作为日军士兵代表，把荣誉奖章别到他们胸前。桐岛低头感谢，而画匠始终没有低头，只在奖章碰到衣襟时紧闭上了眼睛……

“二位即将回到日本故土，心情怎么样，愉快吗？”小笠原问。

“愉快，愉快……”

桐岛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但画匠不说话——沉默是他的反抗。

当事人小笠原静三郎从第一排走上台，鞠躬道谢，说感谢满洲给予他这个机会，让他担任满洲映画协会制作部企划课的军方指导官，使他在结束艰辛的征战后，还能获得从事艺术创作的机会。面对一众要员，小笠原激动得双手发颤。他接过话筒说道：

“诸位，这是我亲自执导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我从小就喜欢画漫画、画分镜……感谢战争，感谢帝国！如果没有它们，我绝不可能实现儿时的梦想！”

乍一看，杀死弟弟妹妹的凶手“小笠原”正站在台上。然而，“杀人凶手”并不只是“小笠原”这一个人——小笠原欺软怕硬，只会在强者面前低头，在弱者面前逞凶；若是没有军队、武器和命令为他撑腰，他一辈子都只是一个胆怯而平庸的人。可是，当无数个平庸的小笠原穿上军装、接受军国教育、喊着征战口号时，个人的怯懦便会汇聚成集体的暴力。在国家的集体暴力中，他们不再需要独自承担选择，也不再认为自己应当为杀戮负责。所以，每当影片中出现一个“小笠原”，实际上便出现了无数个“小笠原”。如果要报仇，他绝不会只杀死“小笠原”这一个人。他真正要消灭的，是那无数个被同一套军国体系制造出来的“小笠原”。而要消灭他们，只有一种办法——

为他们找到一个绝对无法战胜的敌人，再把他们送进一场绝对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

“王秘书长，您怎么流下了这么多眼泪？”

身旁一名关东军军官转过头来问。濠镜这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他抬手擦掉眼泪，勉强笑道：

“我是被帝国军人的英勇风采感动了。南京陷落得如此迅速，足以证明皇军所向无敌。”

“原来如此。王秘书长果然深明大义，只是影片里的两位日本人好像并不怎么高兴。”

“他们只是过于激动。经历了中国的苦难，又能够得到帝国的嘉奖，悲喜交加也是人之常情。”

“说得好，像王秘书长这样懂得体谅皇军的人，才是真正可靠的朋友。满洲国和南京都需要您这样的人。”

“承蒙抬爱。我不过是认清了时势。东亚终究要在帝国的领导下获得新生，我们这些人能做的，也只是尽力协助。”

军官笑了起来，周围的人也纷纷称赞濠镜识时务。随后，众人便兴致勃勃地谈起海军与陆军在淞沪战场上的“大捷”，又炫耀他们如何切断中国军队的后勤，迫使数十万中国士兵仓皇撤向长江。而说到南京时，他们尤其喜欢拿大批中国士兵放下武器、任人宰割的场景取乐。据他们说，中国军队在南京溃败后，成千上万名士兵集中在一片空地上。他们高举双手，挥舞着投降用的白旗。前来搜查的日军不过数百人，起初，日军还担心这些中国士兵会突然拿起武器反抗。然而，那些中国人没有作出丝毫抵抗，甚至连一句怨言也没有，只是像一群被驯服的绵羊，顺从地交出武器，等待日军处置。

由于朝香宫下达了“战俘一律处决”的命令，加之日军不愿为这些俘虏提供饮水和食物，最终决定将他们就地枪杀。每杀完一组，后面的中国人便被日军命令上前，把同胞的尸体拖进土坑。可即便如此，仍没有人反抗。中国人只是沉默地搬运尸体，再顺从地跪到地上，等待下一轮枪声响起……

在这些日军看来，这样的场景几乎不可思议，甚至彻底颠覆了他们对于战争与军人的全部常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便不断向国民灌输一种观念：所有人必须忠于天皇，以战死为荣，以投降为耻；一旦战败或被俘，便意味着本人乃至家族都将蒙受无法洗刷的耻辱。因此，日军即使陷入绝境，也绝不可能举起白旗。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拿起随身佩戴的匕首，以自杀保全所谓的“名誉”。中国人这种惊人的懦弱和服从令人费解，也被日军视为软弱和怯懦的证明。所以，日军非但没有对主动投降的中国人产生怜悯，反而愈发轻蔑。而当时那些中国人的不反抗，也为接下来的屠杀提供了荒谬的理由：

“优胜劣汰，懦弱的民族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

在关东军看来，这是一部“精彩至极”的电影。一时间，观影厅里议论纷纷，其中不乏持这种观点的激进派，例如东条英机这样的“老人物”。他们认为，朝香宫在南京的无差别杀戮非常妥当，是一种果断而彻底的处置方式。毕竟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想建立长久秩序，就必须用最残酷的手段制造恐惧，使幸存者再也不敢反抗。而在这其中，最激进的要属辻政信——此人属于关东军青年参谋阵营的“极端右翼派”。他不仅把躲在南京城内的平民以及无力逃亡的妇女儿童称为“需要一并清理的敌性人口”，还认为关东军的不作为让华北的陆军和华东的海军抢尽了风头。

在影院里，辻政信慷慨激昂地质问，为何关东军这么多年都没有做出“南京这般华丽、能被历史铭记的战绩”。彼时，同样在场的石原莞尔听了好一阵辻政信的狂热言论，终于忍不住起身问道：

“辻，你有考虑过我们北面还有个恐怖的怪物——苏联吗？你有考虑过苏联现在已经开始援华了吗！”

和此前顾虑国际影响的松井石根一样，策划满洲事变的石原莞尔此时也转为了“理性派”。他极度不赞成日本在南京的行径，因为这样几乎等同于把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无限扩大到内地，而且还会激起其他政治势力对日本的不满，例如苏联。由于石原莞尔的这种顾虑，他与时任陆军次官兼陆军航空本部长的东条英机发生了严重冲突。再加上辻政信在一旁煽风点火，几人竟在影院里直接争吵起来。

“石原先生，如若苏联执意与帝国为战，那就是苏联不识抬举，让它尽管来打好了！”

“闭嘴，辻！你们这些混蛋只知道怎样点燃战争，却从不考虑由谁来收拾残局。装甲车和坦克难道都是从空气里变出来的，都不需要人、不需要钱吗？现在苏联的军工生产规模已经达到日本本土的数倍，日本的大量兵力又被牵制在中国，又拿什么与苏联作战？”

濠镜冷静地坐在影院里听着。他意识到，日本军部已经因攻陷南京而陷入了“四分五裂”：关东军担心苏联从北方发动进攻，华北方面为“北进”还是继续侵华争执不休，而即使是此前“大获全胜”的海军，也不敢贸然前进，因为轰炸淞沪严重损害了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利益。所以，南京虽已被攻陷，但日本却并未因此取得真正的胜利——它陷入了疯癫的迷茫。

“够了，就此为止吧。”

这场观影起初气氛愉快，最后却不欢而散。东条英机先带着辻政信等人离开了，受到冷落的石原莞尔则孤零零地留在影院里。濠镜很有眼色地上前问候，并提议陪他出去喝一杯散心，石原莞尔同意了。那晚，在新京的一家居酒屋里，郁闷已久的石原莞尔向濠镜倾诉起自己遭受的“职场排挤”。他反对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可东条英机不仅不给他好脸色，反而把种种“好差事”都交给辻政信这类激进参谋。正因如此，当他通过情报部门得知南京发生了一桩“惊天谋杀”后，根本不敢与其他人商议。他担心关东军内部会借题发挥，将此事大肆渲染，进一步推动对华战争扩大。

“伊势月在南京失踪了，谁都找不到。现在整个南京都在搜查，调查科、情报科、警卫科全都出动了，甚至还雇来了不少西方有名的私家侦探，可找来找去，始终不见人影。如今有一种最恶劣的可能：华东方面的海军和华北方面的陆军起了纷争，其中一方暗中派刺客除掉了伊势。两边都想安插自己的人过去主掌南京，但是现在伊势月就算死了，也根本找不到。”

“石原先生，冒昧问下：伊势先生那种大人物，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南京死的人太多了！这简直是一桩完美犯罪。凶手只要随便找一个万人坑，把伊势枪杀后扔进去，再放火焚烧，其他毫不知情的士兵自然会就地掩埋。他们非这样做不可，否则大量腐烂的尸体便会污染水源，传播疾病……而伊势那天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上到基层军官，下到马夫，零零总总有三四十号。逐一排查下来，每个人看起来都只是普通人，也都没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唉，这个凶手实在聪明，恐怕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啊，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可凶手是谁呢，会不会是中国的平民所为……”

“中国的平民？别开玩笑了！”石原莞尔愁苦地打断濠镜，“看看他们那副奴性的样子，难道还敢杀一个日本皇室成员吗？当年苏联的伊万诺夫狂成那样，都不敢杀伊势，何况是平民？绝对是华东和华北两边起了冲突！人人都想着争权，人人都想着立功，最后便把祸水引到了南京！”

“唉，确实有这个可能。真是太可惜了，伊势先生是多么有为的一个人啊。”

“行了，王秘书长，马屁拍到狗腿上了！伊势和朝香宫，那还叫‘有为’吗？简直就是皇室强行塞进军队里镀金的蠢货！也就是对你这种外来者，我才敢吐露几句：我对日本皇室这种走后门的行为不满很久了。军队里那么多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正规受训出来的人，全都要给这些只凭血统便能身居高位的皇族让路。真正懂作战的人只能替他们拟订计划、收拾残局；一旦出了问题，责任又要由下面的参谋和士兵承担。朝香宫在南京胡乱下令，最后毁掉的是整个帝国的战略，可谁又敢追究一个亲王的责任？”

一杯接着一杯，那天，石原莞尔终于喝醉了。送他回去的路上，濠镜一路冥思苦想，却始终猜不出究竟是谁杀了伊势月。他依次设想了所有“大人物”涉案的可能，也考虑过日本军队内部争权内斗的方向。有几个人确实值得怀疑，可无论怎样推演，濠镜都无法捋顺对方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完美犯罪”的。因为只要凶手是个“大人物”，他的动机、利益和行动痕迹就一定会被人分析出来，最终也必然会被查到。

可如果凶手只是一个小人物呢？

那么，他或许真的制造了世界上最简单、也最完美的犯罪。他的动机可能单纯得近乎荒谬，甚至无法叫那些情报人员相信，因为它不关乎权力，不关乎利益，也不受任何国家立场左右——

或许，仅仅是“恨”。

是谁呢？无所谓。总之，尽量煽风点火，蛊惑关东军与苏联开战便是了。如果日苏爆发战争，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把小笠原再送到战场上去。

这便是濠镜在1938年的想法。接下来整整一年，他利用自己作为满铁系统中少数受信任的中国人的身份，频繁往来于新京、哈尔滨和满蒙边境之间。他积极以“满洲华人”的身份替满铁效力，也借此结识了不少关东军参谋。在这些人面前，濠镜总把帝国吹捧得天花乱坠，但却又十分“狡猾”。他深知何时该表现得谨慎、忠顺而识时务，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一心向着日本。

而且，当时的关东军自己也在妄想：此前伊万诺夫已经“垮台”，苏联的“大清洗”又正值高潮，不少远东集团军将领都被斯大林处决。旧体系的崩塌使所谓的“新远东”摇摇欲坠，华东方面攻陷南京的战绩令他们急不可耐。他们想“只要关东军主动出击，便能像攻陷南京一样击溃苏军，一路向西推进，然后把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纳入日本版图。

一个人误判，那还是能够挽救的个体错误；如果一群人都误判，那就是无可救药的狂热了。

一场战争狂热在关东军中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比疟疾还要猛烈。

在调查伊势之死后，华东海军和华北陆军很快便认定：刺客是关东军派出的奸细。理由也很简单——现场发现了半张满铁通行证，再加上有人声称，伊势月失踪前曾与一名从关东来的军官交谈，所以此事便盖棺定论了。

这场指控很快传回关东军。为了洗清“刺杀皇族”的嫌疑，也为了证明自身仍是帝国最忠诚、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关东军内部的激进派开始迫切地寻找一场新的胜利。辻政信之类的激进派把矛头转向满蒙边境，宣称苏联正在借机渗透，只有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才能恢复关东军的声望。

“事已至此，只有攻打苏蒙，才能向天皇陛下证明关东军存在的价值。”

1939年4月，濠镜已经成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的座上客。彼时，不仅仅是濠镜，所有关东军参谋都在鼓动植田谦吉去攻打苏联。

“王秘书长，你说，打苏联能回本吗？”

植田谦吉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前关东军开拓满洲已经花了不少钱，而日苏矛盾也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35年1月，满洲国军与蒙古军在哈拉哈庙一带爆发武装冲突；1936年，苏联又与蒙古签订互助协定，正式驻军蒙古，日本也不断向边境增派部队；到了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日苏两军更已直接交战。边界模糊、互不信任，再加上关东军屡次擅自扩大事态，一场大战只差最后一根导火索。

“能啊。相比日本帝国，苏联简直羸弱得不值一提。”

植田谦吉对这濠镜的答复非常满意，他吩咐道：

“很好，就这样把苏联困在牢笼里吧！”

“哗啦哗啦——”

1939年4月，戴着手铐和脚镣的伊万走进了赤塔州博尔贾远东集团军监狱。自1937年12月起，他因逾权干预南京事务而以“高级犯人”的身份被软禁在家。长达一年多的居家软禁隔绝了外界的一切消息，也使他暂时无须再为局势忧虑，心脏病因此得到了充分的休养和治疗；而最重要的是，这场软禁还让他意外躲过了当时席卷苏联的“大清洗”。

摆人有摆福。“大清洗”是苏联一场自上而下的劫难，与伊万同期、同为第一代红军出身的远东集团军将领，基本都被斯大林拖去“突突”了，而伊万却仍旧活得好好的。当然，伊万今后恐怕也不得不好好活着了，因为军事法庭刚刚判处了他五十年有期徒刑，刑满后还要在西伯利亚服二十年苦役。

“七十年，我的妈耶！我活足一百二十岁，才能响应国家号召啊！”

也不知是老革命特有的大无畏，还是与生俱来的冷幽默。听到宣判时，伊万用手抵着下巴，把嘴张成一个“O”形感叹起来，而匿名出席的朱可夫却已经痛苦得五官紧绷，几乎凝结成了一个棱锥体——

被判七十年，这跟被“突突”掉有区别吗！

听到判决时，就连“神通广大”的朱可夫也彻底没招了。此前，他仗着自己在“大清洗”期间得到的斯大林的信任，硬是把“老同学”擅自越权之事悄悄压了下来，没有让消息传到中央；后来又费了一番周折，将伊万原定的“就地处决”改成了“居家软禁”。如今，他本想再耍些手段，把“居家软禁”改成“短期监禁”，不料偏偏赶上了坏时候——因为“大清洗”，远东刚换了一批法官和机构人员。也不知道这群学法律的高材生究竟是怎么算的，一番审判下来，竟判了伊万足足七十年。

想到这里，朱可夫甚至对小豆子生出了几分愧疚。直到父亲被囚车拉走前，这个小姑娘都以为爸爸只是要去外面旅行。在她爸爸被囚车带走的那天，她妈妈甚至还假装兴高采烈地送他出门，而小豆子就在旁边龇着大牙傻乐，没有半分察觉。

怎么办呢？

朱可夫非常愁。然而，摆人有摆福，就在伊万刚进监狱的那一阵子，日本关东军便把“获释大礼包”送上门来了——

1939年4月，关东军第一课作战参谋辻政信起草了关东军第1488号作战命令《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并由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认可并签发。该纲要的基本方针规定：“对满苏国境之苏军的非法行为，经周密准备予以彻底膺惩，使其慑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时可暂时进入苏联领土。”

日苏眼看就要打一场大战，可此前“大清洗”在远东“突突”掉的人实在太多，从参谋到基层士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缺。于是，一个苏联地狱笑话诞生了：许多关在监狱里的远东犯人被临时拉上战场，只要他们能“突突”掉足够多的日军，就可以将功抵罪。那么，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呢？

哦，当然是因为“大清洗”了。

大牢里，伊万认识了好些和他一样被拉出来参战的“犯人”，大家都有各类不得已入狱的理由：有人在学习会议上鼓掌的声音小了；有人与一个后来被定为间谍的人合过影；有人收到过国外亲戚寄来的明信片；还有人仅仅因为会说日语，便被认定与日本人私通……

“你是因为啥进来的？”有人蹲在地上问伊万。

“本来是管仓库的，一时冲动，就假冒了参谋。”伊万蹲在地上，如实作答。

“太猛了，大哥，您多少岁了？”

“五十岁。”

“太猛了，大爷，您长得真年轻。”

大家纷纷感慨。然而，监狱里向来猛人辈出，假冒参谋的“仓库大爷”还不是他们之中最猛的，最猛的其实是一个自愿到前线参战的“大姐”：她本来已经出狱了，但为了彻底洗脱“犯人”的前科，她毛遂自荐，去了战场前线。所有人都戴着手铐脚链蹲在地上唠嗑，只有“大姐”保持着距离和冷漠。她一直在阴翳里靠着墙抽烟，直到狱长来宣布他们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分别担任什么职务。

搬运弹药的杂工、抬担架的杂工……总之，一群男人抢的都是不挨子弹的活，只有“大姐”猛得吓人——她主动认领了机枪射手的职务，因为她以前在远东集团军当过兵，而且这个位置更容易杀日军立功。

“你是炊事兵。”

末了，狱长对伊万悄悄低语，说这是朱可夫司令托的后门，因为炊事兵不用上前线，也不用四处奔跑，所以大大降低了心脏病复发的可能。

炊事兵往往是战场上走后门的热门岗位，“大姐”年轻时在远东集团军干了这么久，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厌恶地掐灭烟头，从阴影里走到光亮处，与伊万四目相对，随即两人同时瞪大了眼睛：

“伊万诺夫！”

“柳德米拉！”

就这样，曾经的“远东司令伊万诺夫”和“文秘柳德米拉”在意想不到的场合，以意想不到的身份相遇了。但是，狱长并不知道两人的来路，也不管他们的性别，只当他们是“犯人”，只不过一个有人担保，一个没人担保。

“好了，男男女女们，苏联给予了你们重生的机会，现在就都去奔向战争吧！”

战争开始了。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5月13日晚，关东军第23师团搜索队抵达甘珠尔庙，并调集骑兵、装甲兵、飞机和汽车，准备进攻。14日至15日，日军在航空兵配合下袭击哈拉哈河东岸的蒙军，迫使其撤至河西；苏联随即依据《苏蒙互助协定》介入，将坦克旅和摩托化步兵调往前线，并把第57特别军司令部迁至塔木察格布拉格。

三十年过去了，日本关东军依旧沿袭着前辈的老路：战术上大胆而有效，战略上冒险却准备不足。诺门罕是个糟糕的起点——那里是一片荒凉的草原，距离日军的铁路补给线又远。倘若不能速战速决，弹药、燃料、饮水和伤员运输都会迅速成为难题。而且，在诺门罕打仗有个致命问题：一旦起火，无处可躲。

当然，即使伊万把这些全想明白了，这场仗该怎么打也已经与他无关。眼下，他的任务是在河边架起野战厨房，然后削完三百个土豆、一百棵卷心菜和五十个洋葱。前线战火纷飞，后方的伊万削菜削得昏天黑地、眼冒金星。好不容易结束了这场“初步战斗”，炊事班的人又扛来了一千个土豆。

土豆，土豆……为什么苏联人的世界里只有土豆……

哦，当然不是，还有藜麦呢。如果作为苏联人，就有啃不完的土豆、喝不完的藜麦粥。

炊事班的人随即又扛来了十麻袋藜麦。伊万沉默地丢下削皮刀和土豆，顺势躺倒在草地上。

6月18日，朱可夫被任命为第57特别军军长。抵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后，他立即集结兵力、储备军需，并在塔木察格布拉格和桑贝斯等地修建野战机场。苏军航空兵随即投入作战。次日，苏机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并引燃了约500桶汽油。

朱可夫火烧诺门罕，滔天烈焰吞没了车辆和物资。日军士兵仓皇逃散，却发现四周都是无遮无挡的草原，连一处像样的藏身之地都找不到。

瞧，诺门罕是个糟糕的开战地点吧？

一切都在伊万的预想之内，他和朱可夫的思路对到一块儿去了，只不过有一点他没想到——

苏军打了胜仗，厨房也要跟着加餐。

当伊万把一千个土豆陆续搬进临时库房时，他发现作为司令的朱可夫大概根本不知道炊事班每天都在干什么，所以才会误以为“当炊事兵很轻松”。

尤拉，你知道吗，你真是脱离基层太久了。做炊事兵一点也不轻松。光是随军携带的零碎家当，就包括炉膛、烟囱、火钩、斧头、手锯、铁锹、长柄勺、搅拌桨、菜刀、砧板、削皮刀、水桶、保温饭桶……

作为一个当惯远东司令，又几十年来“散漫成性”的人，伊万每天经历的流程就是：拿了炉膛忘了烟囱，拿了火钩忘了斧头；扛来铁锹，才发现手锯还在库房；找回手锯，又想不起长柄勺放在了哪里。好不容易把菜刀、砧板和削皮刀凑齐，水桶却不见了；等他提着水桶回来，调料箱又被别人搬走了……

没关系，只要心足够诚恳，丢掉的东西就会自己大发慈悲地回来的。

锅里的土豆还在煮，炊事兵伊万又重新躺倒在了草地上。天蓝蓝的，云高高的，他看见很多日军飞机掠过。

“来吧，尤拉，让我看看你当司令的本事。这条远东大防线，我修了足足二十多年，等的就是你这一下啊。”

伊万心里想着。他现在也想看看朱可夫要怎么打了。

6月21日，日军第2飞行集团将司令部迁至海拉尔，并集中大批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次日，苏军出动约150架飞机空袭日军集结地和野战机场，日军随即迎战。此后三天，双方在诺门罕上空激战，近60架飞机坠落在草原上。

6月27日，137架日机从海拉尔起飞，空袭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并宣称击落、击毁大批苏机。随后，关东军命令第23师团尽快发动地面进攻，共投入两万余人、84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

7月1日，日军渡过哈拉哈河，占领谢尔陶拉盖高地。朱可夫随即调集坦克、装甲车、火炮和航空兵，从三路发动反击。由于战场地势开阔，日军几乎完全暴露在苏军装甲部队和航空火力之下。

7月3日，苏军飞机、火炮和坦克连续轰击日军阵地，迫使其停止进攻，仓促掘壕。

7月11日，关东军被迫停止攻势，转而整顿战线，并继续从各地调集重炮、反坦克炮、飞机、车辆和补充兵员。与此同时，朱可夫亲自来到后方，向士兵们发表慰问演讲。

“战士们，这几日，我们能够顶住日军如此猛烈的进攻并发动反击，离不开过去二十年来对远东防线的持续建设。倘若没有大规模的装甲化和机械化，我们便不可能在如此辽阔的草原上迅速调动坦克、火炮、汽车和航空兵，更不可能赶在敌人站稳脚跟之前发起反攻。”

朱可夫演讲的时候，炊事兵伊万在人群里得意地微笑、点头。他深感自己过去的大防线工作没有白费，但朱可夫却把伊万那种昂首顿足的神情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