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凌晨四点十九分靠站。

南方的暑气比江城更湿，像一大块刚出锅的毛巾捂在人脸上。沈砚把车窗推上去，风灌进来，带咸味，也带一点说不清的腥甜。

顾让一直没睡，背脊抵着硬座，双膝并拢，两手插在膝盖中间的空隙里，指关节被他自己掐得泛青。车厢灯昏黄，照得他睫毛在眼下投出极长极乱的影子，像被撕碎的蛛网。

沈砚把最后一瓶矿泉水拧开，递过去。顾让没接，只低声问：“到了？”

声音沙哑，像粗粝的纸在玻璃上擦。

沈砚点头，把瓶口碰到他干裂的唇，强迫他喝。水顺着顾让的嘴角流到下巴，留下一条晶亮的线。沈砚用指腹抹掉，那触感烫得吓人——发烧了。

出站口没有电梯，台阶长而陡。沈砚肩背两只包，一手拖着顾让的手腕，像拖一袋随时会散的骨头。

顾让脚步虚浮，每一步都踩在棉花上，膝盖不时打弯。

“再坚持二十米。”沈砚喘着气，声音还是稳的。

顾让抬头，看见出站通道顶上一排白炽灯，灯罩里有蚊虫乱撞，发出细碎的噼啪声。那声音像极了他小时候家里坏掉的日光灯，灯管两头乌黑，最后“嘭”一声彻底黑了。

他猛地闭眼，整个人向前栽。

沈砚扔下包，双手抄住他腋下，硬是把人半抱半拖弄出闸机。

值勤的民警朝他们看了一眼。沈砚把身份证递过去，指尖在抖，声音却礼貌得体：“不好意思，我朋友低血糖。”

民警放行。

站前广场空旷，路灯一盏隔一盏灭，远处早点铺亮着唯一一坨橘黄。

沈砚把顾让放在花坛边沿，自己蹲下，额头抵着顾让的额头，低声数：“一、二、三，深呼吸。”

顾让的呼吸急促而烫，像有火从肺里往外燎。沈砚拉开背包侧袋，摸出电子温度计——38.7℃。

“去医院。”

“不……”顾让摇头，黑发被汗湿成一绺一绺，“太贵了。”

沈砚没说话，只把人一条胳膊架到自己肩上，另一只手掏出手机叫车。

顾让挣了一下，没挣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先找住的地方。”

沈砚喉结滚了滚，最终“嗯”了一声。

他们在城西城中村的一栋握手楼里租到一个小单间。

四楼，没电梯，楼道贴满开锁、□□、无痛人流的小广告。

房东是个穿碎花睡裙的大婶，打着手电带他们看房。

推开门，一股霉味混着廉价消毒水扑出来。

十平方，一床一桌一椅，墙皮鼓胀，像随时会脱落。

沈砚用手背抹了抹桌面，一掌心的灰。

“有空调吗？”

“有风扇。”大婶指了指天花板上油污斑驳的吊扇，“押一付一，一千二。”

沈砚点头，掏出钱包。

顾让靠在门框上，指尖掐着木框的倒刺，低低开口：“可以月付吗？”

大婶扫了他一眼，又扫了扫沈砚手里的钞票，撇嘴：“行吧，先给六百，月底补齐。”

门关上后，房间只剩一盏钨丝灯，发黄的灯光把两人的影子压成扁扁的两团。

沈砚把背包卸下，蹲在地上拆行李。

顾让慢慢滑坐在床边，手背贴着额头，呼吸像破风箱。

沈砚找出退烧药，抠一粒胶囊，又拿矿泉水。

“先吃药，天亮我带你去医院。”

顾让抬眼，那双眼黑得吓人，却有一圈虚浮的亮，像雨后的水洼。

“沈砚，”他声音哑却清晰，“你身上……还剩多少钱？”

沈砚把钱包倒过来，纸币硬币摊在床上。

一千九百四十块零三个硬币。

顾让拿起那张一千的，指尖轻颤：“还要交押金，要买锅碗瓢盆，要买凉席……”

沈砚握住他手腕，把药塞进他掌心：“先吃药。”

顾让没再说话，仰头咽下胶囊，喉结上下一滚，像吞下一枚灼热的炭。

天一亮，沈砚出去买日用品。

回来时拎了两个大塑料袋：20块的竹席、15块的塑料拖鞋、两斤散装米、一把挂面、一瓶酱油、一小罐猪油、十包榨菜。

顾让靠在床头，额上贴着退烧贴，脸色比墙灰还灰。

沈砚把风扇开到最大，吱呀吱呀的叶片搅动着闷热的空气。

“我煮点粥。”

米下锅，水一开，狭小的房间立刻腾起雾蒙蒙的热汽。

顾让下床，脚步虚浮地走到灶台前，伸手想接过勺子。

沈砚侧身挡住：“我来，你去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