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山大厦回来的路上，陈奕妍一直沉默。

曾剑桥那番话在耳边回响：“搞建筑早饿死了！在香港，没时间让你做梦！”车窗外的中环街景飞速倒退，钢筋水泥的森林在黄昏中镀上一层金色，那是金钱的颜色，是香港的颜色。

但陈奕妍心里清楚，他想要的不仅仅是钱。

回到铜锣湾那间三十平米的小公寓——这是他用炒地皮赚到的第一笔佣金租下的，比笼屋好了不知多少倍，但站在窗前俯瞰街景时，他仍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桌上摊着几张报纸，招聘版面被红笔圈出数个地方，都是小型建筑公司招聘制图员或助理工程师的广告。

月薪八百到一千二。

陈奕妍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然后点燃一支烟。烟雾在黄昏的光线中缓缓上升，像某种无解的难题。

他知道曾剑桥说得对，在香港这个资本至上的地方，老老实实搞建筑确实难出头。那些真正赚钱的地产商，有几个懂建筑？他们懂的是杠杆，是金融，是如何用最少的钱撬动最大的利益。

可是——

“如果只是这样，我来香港做什么？”他低声自语。

在南洋工地爆炸前，他是真的热爱建筑。那些图纸上的线条变成实体，一栋栋楼宇拔地而起，那种创造的快感，曾经让他觉得人生有意义。哪怕后来欠下巨债，被迫偷渡，他内心深处仍藏着那个梦想。

但现在，曾剑桥给他指了另一条路：用金融游戏快速积累资本，用资本的力量实现更大的目标。

问题是，这条路走到最后，他还会记得最初的梦想吗？

第二天一早，陈奕妍去了湾仔的人才市场。

这是1978年的香港，经济正在起飞，到处都在招工。人才市场人声鼎沸，求职者挤在公告板前，伸长脖子看那些手写的招聘启事。空气中混杂着汗味、廉价香水味和油墨味。

陈奕妍没有看那些高薪职位，他的目光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搜寻。

他要找的不是已经成型的人才，而是有潜力但被埋没的璞玉。就像当初曾剑桥在街头发现他一样。

一个多小时过去，陈奕妍有些失望。要么是眼高手低的大学生，要么是毫无追求的打工仔。就在他准备离开时，角落里的一个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个年轻女孩，约莫二十出头，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和深色长裤，头发简单扎成马尾。她不像其他人那样拼命往前挤，只是静静站在人群外围，目光扫过一张张招聘启事，眼神里有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和警惕。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手里的简历——厚厚一叠，边角已经磨损，显然投过很多地方了。

陈奕妍注意到，每当她走向招聘摊位，递上简历，对方看完后都会表情微变，然后客气地摇摇头。女孩也不纠缠，只是默默收回简历，走向下一个摊位。

有意思。

陈奕妍跟了上去，在她又一次被拒绝后，适时出现在她身旁。

“找工作？”

女孩警惕地看他一眼，没说话，只是稍稍拉开距离。

陈奕妍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那是曾剑桥帮他印的，头衔是“嘉文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公司当然还没注册，名片倒是先印好了。

“我不是坏人，”陈奕妍说，“只是看你好像投了很多份简历都没成，有点好奇。”

女孩瞥了眼名片，眼神更加怀疑：“投资公司？我不懂金融。”

“我也不是招金融人才。”陈奕妍收起名片，指了指人才市场外的茶餐厅，“聊几句？我请。”

女孩犹豫了。陈奕妍看得出她在挣扎——一方面是陌生人的警惕，另一方面是求职屡败的绝望。最终，后者占了上风。

茶餐厅里，陈奕妍点了两杯冻柠茶。

“我叫陈奕妍，从南洋来的。你怎么称呼？”

“张家文。”女孩的声音很轻，但咬字清晰。

“本地人？”

“新界。”

陈奕妍注意到她回答问题很简短，不愿多说。他看了一眼她放在桌上的简历，征得同意后拿起来翻看。

简历做得中规中矩，中学毕业，曾在印刷厂、制衣厂做过文员，会打字，懂基本账目。但陈奕妍的目光停在最后一栏，那里用很小的字写着：“1975-1976年，玫瑰园女童院。”

玫瑰园。

陈奕妍听说过这个地方，名义上是女童院，实则是少年犯管教所。香港人对此讳莫如深，一旦进去过，这辈子都很难翻身。

“因为这个？”陈奕妍指着那一行。

张家文身体明显僵硬了，但点了点头。

“为什么进去？”

张家文盯着面前的冻柠茶，很久才开口：“我父亲好赌，欠了高利贷。追债的人来家里，把我母亲打伤了。我当时十六岁，用开水泼了其中一个人的脸。”

她说得很平静，但陈奕妍能听出平静下的波澜。

“后来呢？”

“故意伤害，判了两年。进去之后，父亲跑了，母亲病重，我出来时她已经……”张家文顿了顿，“都过去了。”

陈奕妍沉默片刻，又问：“在里面学了什么？”

张家文抬起头，眼神第一次有了变化：“什么都学。缝纫、打字、记账，还有——”她停了一下，“怎么在那种地方活下去。”

陈奕妍在这句话里听到了某种东西。坚韧，或者说，一种被磨砺过的锋利。

“你现在住哪里？”

“深水埗，床位房。”张家文自嘲地笑了笑，“比笼屋好一点，至少不用和鸡鸭住一起。”

陈奕妍心头一动。他想起自己刚来香港时的样子。

“如果我给你一份工作，月薪八千，你做不做？”

张家文愣住了，随即露出“你开玩笑吧”的表情。1978年，香港普通文员的月薪在一千到一千五之间，八千是中层管理人员的水平。

“什么工作值得八千？”她问。

“什么都要做。”陈奕妍身体前倾，“注册公司、跑政府部门、做账、接电话、安排日程，必要的时候还要陪我见客户，演戏。”

“演戏？”

“对。”陈奕妍笑了笑，“比如假装是我的秘书，或者某个富商的女儿，或者别的什么角色。看情况。”

张家文的表情严肃起来：“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现在什么都还没做，”陈奕妍坦诚地说，“公司还没注册，办公室没有，员工就我一个——如果你答应，就是两个。但很快，我们会有一家公司，然后有很多家公司，然后上市，然后收购金山大厦。”

他说这番话时语气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张家文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某种疯狂而笃定的东西。

“你疯了。”她说。

“可能吧。”陈奕妍不否认，“但疯子和天才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在南洋，我是个失败的建筑工程师，欠了一屁股债，差点被人扔进海里。来香港三个月，我赚了一百万。你说，我是疯子还是天才？”

张家文盯着他看了很久。

“为什么选我？”她问，“就因为我找不到工作？”

“因为你有简历上没有的东西。”陈奕妍说，“你在玫瑰园待过两年，你知道在最糟糕的环境里怎么生存。你泼过追债的人开水，说明你有胆量。你一次次被拒绝还来这里投简历，说明你不甘心。我需要不甘心的人。”

“八千块太多了，”张家文摇头，“我不值这个价。”

“值不值我说了算。”陈奕妍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数出八百港币——这是他身上大部分的现金，推到张家文面前，“这是第一个月的十分之一，定金。如果你答应，明天早上九点，湾仔政府合署门口见，我们去注册公司。”

张家文看着那八百块钱，手指微微颤抖。这对她来说是巨款，可以付清拖欠的房租，可以吃几顿饱饭，可以买件像样的衣服去面试。

“公司叫什么名字？”她突然问。

陈奕妍笑了，他知道她动摇了。

“还没想好，你有什么建议？”

张家文沉默片刻，说：“用我的名字，你敢吗？”

陈奕妍挑眉：“怎么说？”

“嘉文。张家文的‘嘉文’。”她盯着他，“如果你用这个名字注册公司，我就信你不是在耍我。如果将来出事，至少我的名字会在上面，证明我真的在这家公司工作过，哪怕只有一天。”

这是个聪明的试探，也是个大胆的赌注。用员工的名字命名公司，在香港商界几乎闻所未闻。

陈奕妍笑了，这次是真心实意的笑。

“好，”他说，“就叫嘉文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