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池子具体是哪天？还有印象吗？”

老王摇头：“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厂子关门前几天，乱得很。”

“当时厂里还有什么异常吗？比如，有没有人突然不见了的？”张队长换了个角度。

老王犹豫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起来……当时厂里有一对夫妻，也是打工的，男的叫吴建军，女的叫李秀英，好像在厂里干了挺久。厂子快不行的时候，他们俩……好像跟老板吵过架，为了工钱的事。后来……好像就没见着了。我们都以为他们讨不到钱，自己走了。”

吴建军。李秀英。失踪时间与水泥厂倒闭、沉淀池填埋时间吻合。

张队长立刻调取了三年前本市的失踪人口记录。果然，记录显示，吴建军，男，三十八岁，李秀英，女，三十五岁，夫妻关系，原籍外地，于三年前九月报案失踪，报案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乡。失踪前最后出现地点，就在东郊水泥厂附近。报案后，警方做过简单调查，但因两人是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关系简单，线索寥寥，后来就成了悬案。

身份似乎对上了。但动机是什么？拖欠工资纠纷，演变成了杀人分尸、水泥封埋？如果是刘大富所为，他一个人，能制服并处理掉两个成年人？那两个“临时叫来”填池子的人，是否知情？甚至，是否就是帮凶？

陈默和沈翊回到办公室，张队长同步了这些信息。

“刘大富是关键。”陈默看着白板上刚刚写下的名字和关系图，“找到他。还有，查清楚当时水泥厂的财务状况，刘大富在倒闭前转移了哪些资产，是否有大额债务或纠纷。吴建军夫妻讨薪的冲突，具体激烈到什么程度。”

沈翊在电脑上快速搜索着与刘大富相关的工商、税务、银行征信信息（通过合法申请）。“刘大富，五十二岁，本地人。水泥厂倒闭前半年，个人账户有几笔较大资金转出，去向是邻省几个个人账户。厂子倒闭后，他名下没有新增的明显资产。但有一个细节，”他调出一份模糊的法院记录截图，“水泥厂倒闭前三个月，曾因一起生产事故被起诉，一名工人在清理搅拌机时受伤致残。原告就是……吴建军。后来案子和解了，但和解金额不详。”

工伤诉讼。讨薪冲突。时间点高度重合。

“那场和解，可能才是真正的导火索。”陈默说，“如果刘大富不想支付或少付赔偿，而吴建军夫妻追讨激烈……”

那么，杀人的动机就有了。而选择水泥封尸，不仅是因为方便，更可能是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处理”——将给他带来“麻烦”的工人，用他们日夜生产的、象征着廉价与凝结的材料，彻底封存，埋在自己即将废弃的产业之下。

“查当时和解协议的经手人，律师，还有可能的见证人。”陈默对张队长说，“另外，刘大富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三年前他接触密切、可能帮他处理‘麻烦’的人。那两个‘临时工’，画像出来了吗？”

老王只记得那两人大概三四十岁，外地口音，其中一个脸上有道疤。信息太少。

沈翊操作着电脑，调出全市三年前同一时段，类似“临时工”、“力工”聚集地的治安监控存档（如果还有保留的话），以及劳务市场的登记记录（如果有），开始进行模糊匹配和筛选。工作量巨大，但他似乎已经进入了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

陈默走到窗边。夜色再次降临。水泥墩里那两具扭曲的尸体影像，和吴建军、李秀英这两个名字背后可能的生活挣扎，交织在一起。

又是一桩始于贪婪（或许是为了逃避赔偿、克扣工钱）的罪行。只是这一次，包裹罪恶的不是高科技的慈善外衣，而是粗糙的、冰冷的水泥。一个更原始，也更赤裸的算式：用他人的血肉，浇筑成自己脱身的垫脚石。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凝固了三年之久的水泥中，找出那道算式的每一个笔划，将那个自以为已安全脱身的“解题人”，重新拖回答案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