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海律所楼下地下停车场的监控死角，秦越靠在车身上，指尖夹着的烟已经燃到尽头。高桓站在他身侧半步远的位置，手里捧着平板，声音压得很低。

“崔明海，崔孝龄的父亲，众诚实业董事长。九八年起家做建材，零三年转型化工原料贸易，零五年收购第一家小型化工厂。”高桓滑动屏幕，“零八年，众诚实业旗下一处仓库发生泄漏事故，三名值班工人吸入过量有害气体，抢救无效死亡。当时赔了一笔钱，家属签了和解协议。”

秦越弹掉烟灰：“多少钱？”

“每人二十五万。”

秦越没说话，敲了敲车窗。高桓会意，继续道：“三个家庭里，有两家当时就接受了。剩下一家，姓刘，儿子才二十六岁，刚结婚半年。老两口不服，闹过一阵，被公司安保‘请’出去几次，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住在老工业区的棚改房里，儿子媳妇离婚了，留下个孙女，老太太前年中风，一直卧床。”

“另外两家呢？”

“一家搬去外地了，联系不上。另一家还在本地，男人腿在事故里落下残疾，现在开杂货铺。”

“找到他们。特别是姓刘的那家。告诉他们，当年的事，现在有机会重新讨个说法。”

高桓迟疑了一下：“秦律师，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旧案了，而且当年和解协议签得很死……”

“我不要他们打官司。”秦越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车窗降下一半，露出他没什么表情的侧脸，“我只要他们说话。对着镜头，把当年怎么签的字，怎么被‘请’出去的，一五一十说出来。还有——”

“崔明海当年有个跟了他不少年的秘书，姓林，零八年移民加拿大了。找到她，问问她愿不愿意聊聊崔董的私生活。特别是零六年到零九年，崔太太重病卧床那段时间。”

高桓怔住了。

“不用编，不用造。事实是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众诚实业当年怎么发的家，崔明海在老家修祖坟花了多少钱，他儿子——”他扯了扯嘴角，“崔孝龄律师，身上那件衬衫够那姓刘的老太太几年的药费？”

车子发动，秦越最后丢下一句：“找几家本地的自媒体，标题要劲爆，但内容要客观。重点突出对比，一边是儿子做公益律师为穷人打官司，一边是老子的公司草菅人命、挥金如土。还有，崔孝龄那辆车，他常去的几个酒吧的消费单，想办法弄几张清楚的照片。”

高桓站在原地，手里平板的屏幕暗了下去，映出他自己有些发白的脸。

一周后，几个本地网络社区开始陆续出现“深度起底”帖。

标题耸动：《公益律师的光环下：父亲公司的三条人命与百万祖坟》《那些年被二十五万买断的青春与生命》《从棚户区到跨国移民：一个化工巨头的双面人生》。

帖子图文并茂。有当年事故的报纸截图，有家属拿着泛黄和解协议痛哭流涕的照片——刘家老两口对着镜头，背景是昏暗的棚户区房间，床上躺着中风的老太太。有崔明海老家修葺一新的豪华祖坟照片，对比刘家凌乱的病床。

还有有崔孝龄在不同场合被拍到的穿着，不同的印花衬衫被圈出来，标注了品牌和预估价格。他靠在越野车边的照片，车牌做了模糊处理，但车型清晰可辨。甚至有崔孝龄在酒吧消费的单据照片，数字被红圈醒目地标出。

行文看似克制，只陈述事实，大量使用“据悉”“有资料显示”“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员工回忆”。但字里行间的对比强烈得刺眼。

其中一个帖子，详细描述了当年刘家儿子死后，老两口如何被公司保安推搡威胁，如何被迫在“自愿和解书”上按下手印。没有直接指控，只是引述“刘老先生”的回忆：“他们来了四五个人，黑压压的，说我要是再闹，就让我在本地待不下去……我老伴当时就晕过去了。”

另一个帖子，则“客观探讨”了崔孝龄公益律师身份的“微妙之处”：“不可否认，崔律师为弱势群体发声令人钦佩。但当我们将其家族企业的历史与其个人生活方式并置时，难免产生一些疑问。这种‘公益’，是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阶层特有的带有优越感的‘拯救者’心态？而当其父亲的企业被指控造成类似梵渚的伤害时，这种身份又是否构成了一种绝佳的公关形象缓冲？”

更致命的一击，来自一段录音。一个带着哭腔的女声讲述自己“曾与某位化工企业老总保持多年不正当关系”，提及“他妻子病重时，他却在酒店给我买包”“公司出事那段时间，他忙着打点关系，送出去的字画就值一套房”。没有点名，但时间线、细节与崔明海的经历高度吻合。

这些信息像病毒一样扩散。原本集中在梵渚案本身的舆论，被彻底搅浑。

“原来他爹就不是好东西！”“呵呵，公益律师？少爷体验生活吧？”“二十五万一条命，真黑。”

“他一件衣服够我半年工资了，还替穷人打官司？演给谁看呢？”“重点不是他穿什么，是他爹公司当初就害死人，现在儿子装什么正义使者？”“这剧情，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

支持崔孝龄和梵渚村民的声音仍在，但变得犹豫分裂。质疑和嘲弄的声浪越来越大。仇富心理被精准点燃，叠加对资本原罪的愤怒，崔孝龄的形象从“理想主义斗士”，迅速滑向“虚伪的既得利益者”。

梵渚临时办公室里，崔孝龄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些帖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已经这样坐了半个小时。陆林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手里攥着的手机不断震动，全是媒体的采访请求。

窗外天色阴沉，远处远辉化工的烟囱像林立的墓碑。

“我父亲……”崔孝龄闭上眼，“他的事，我很多不知道。移民的那个林秘书，我有点印象，小时候见过几次，很温柔的一个阿姨。”他扯了扯嘴角，却不像在笑，“原来如此。”

他忽然想起很多细节。小时候父亲总说忙，母亲长期郁郁寡欢。家里永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送来昂贵的礼物。父亲偶尔喝醉，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读书，将来做点体面的事，别像你爸，一身铜臭。”

那时候他不懂，只觉得父亲在自嘲。现在想想，那语气里的复杂，或许不仅仅是自嘲。

还有他决定做公益律师时，父亲的反应。没有激烈反对，只是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也好。干干净净的，名声好听。”当时他觉得是支持，现在却咀嚼出别的味道——名声好听。

“老大，”陆林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发个声明澄清一下？关于你的消费和……”

“澄清什么？”崔孝龄打断他，睁开眼，眼底布满血丝，“说我不是纨绔子弟？说我花的钱是自己挣的？谁在乎？他们在乎的是故事，是反差，澄清只会越描越黑。”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陆林。“帮我约秦越。”

“什么？”

“私下见面。就今晚。地方他定。”

晚上八点，江边一家不对外的私人茶室。

秦越到的时候，崔孝龄已经到了。他没穿惹眼的花衬衫，换了件普通的黑色毛衣，头发随意扎着，面前摆着一壶已经凉透的茶。

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临江的落地窗外，对岸的灯火倒映在黑色的江水里，碎成一片晃动的光斑。

秦越脱下大衣挂好，在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冷茶，喝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