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登基，三年不改父道。

三年之后，新政大刀阔斧地展开。新帝重用年轻人，青睐锐意进取之辈，只要有革新图强的决心，便愿意给予机会，让他们放开手脚施展。

云峥与舒晏先推考校法。

先帝在位时，常有政令难出雍都之感，京官阿谀奉承、不通实务，地方官员不敬皇权，雄踞一方，堪比土皇帝。百官横征暴敛，贪腐成性，整个官僚队伍臃肿且低效，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改革必先整顿吏治，整吏必先定立规矩。

新皇颁布考核准则:以六科监察六部，以内阁统领六科，层层督办，事事留档。凡朝廷下发的政令，均须明确时限、量化成效，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份留部，一份送科，一份报阁。按期完成者，记功升迁；逾期未办者，降职罚俸；敷衍塞责者，革职查办。

政令推行初期，朝野哗然，反对声极大。

舒晏站出来道：“陛下知晓，新法约束官吏，厘清权责，难免有损百官利益，令众位束手束脚。但请诸公举目四望，列位身在雍都，所颁政令可下郡县否？若继续粉饰太平，政令不通，不出十年，国朝危矣。”

“这项革新，损禄蠹而利良臣，令有才者升迁，庸碌者贬谪，以实绩论英雄。肃清积弊，方可政令通行；朝政通达，方令百姓安稳。”舒晏沉声说：“此举势在必行，请诸位良臣共鉴。”

顶着朝野的反对声浪，这项改革坚定地推行了下去。

究其根本，皇帝手中有兵，西北边军与京畿军营皆是他的嫡系。他有充足的底气，敢于违抗整个文官集团，推行改革。而文官集团中，亦不乏心有抱负、赤诚报国者，愿为马前卒，替皇帝新政铺路。

第一次考核，裁撤官员近千人。

往后每次考核，均会裁减臃肿机构，黜落无能官员，职位空缺便由绩效更高的地方官员或新科进士递补，热血未凉的年轻人逐渐取代庸碌度日的老官，官场风气渐变，政令通达，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吏治改革六年后，云峥再推税赋改革。

他以充足的耐心，等百官习惯了考校法，这项改革已成定例，再无人抗拒后，才施行另一项新政。

雍朝的旧有税制繁杂混乱，田赋、丁役、杂税……名目繁多。征收之时，胥吏巧立名目，官员层层克扣，不仅效率低下，更给了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机会，百姓苦不堪言。

云峥下令，丈量天下土地，将田赋、徭役、杂税全部合并，按照田亩的数量征收白银，不再征收实物，也不再征发民夫劳役，由官府出钱雇人服役。

这项政令简化了征收流程，免去官员层层克扣，以银代役，让百姓从徭役中解脱，专心农耕，并且按亩征税，田多的豪强多缴税，田少的百姓少缴税，税负更加公平。这一项改革，又推行了五年，才逐渐见到成效。

事缓则圆，任何一项革新，都不能行得太快、太猛，否则必然招至反扑，引发出乎意料的糟糕后果。越是春风化雨，越是水到渠成。

这是云峥在舒晏的建议下，在十年的改革中，逐渐悟出的道理。

为君者，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要处处忍耐，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忍受、要耐心、要中庸，要不动声色，要体恤民生。

这个过程中，云峥也一直在查贪腐。最厉害的一年，仅大半年便查抄了十余家巨贪，有京官亦有外官，没收违法所得近四十万两，尽数没入国库。但肃清贪腐绝非一日之功，只要官员手中还有权力，还有权钱交易的空间，贪腐就不可能彻底杜绝。

水至清则无鱼，只能当个长期工程，慢慢来做了。

这两项改革，耗去了云峥与舒晏近十年的时间。他们身在最高的权位，却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哪项政令被歪曲，遗害百姓。到了后来，每项政策都要先在一省试点，待效果好，再全国推行，坚决不能鲁莽冒进，激起过大的波澜。

于是，不动声色间，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手中的余粮越来越多，当真有了清明盛世的感觉。

但云峥和舒晏都知道，这其中最核心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土地。

豪强凭借手中的权力、金钱，大肆兼并土地，持有良田上万亩。失地的百姓只能依附豪强，或卖身为奴，或当佃农度日，不仅人身失去自由，更不再是缴税的主体。

若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摊丁入亩，重新分配全国的土地。

但这项改革，带来的反对声浪绝非吏治改革和税赋改革可比。它所撼动的，是整个权贵阶层的利益，是从雍都到地方全部的地主、富户，甚至天下读书人的根基。

毕竟若想供出一位读书人，必须家有恒产，至少得是富农乡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