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报警时，凌霄正在吃午饭。电话那头，民警的声音压得很低：“七岁男孩，没了。他爸打的。”

她放下筷子，和白宇赶到现场。老小区的六楼，门开着，空气里有一股闷了很久的、混着尿骚味的恶臭。

孩子躺在卧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床薄毯，只露出一张青紫色的脸。七岁，瘦得像四五岁，颧骨凸出，眼眶深陷。嘴唇上有干涸的血痂，嘴角还有没擦干净的白沫。

白宇蹲下来，掀开毯子。从胸口到脚踝，全是新旧交叠的伤痕。棍子打的，巴掌扇的，烟头烫的，指甲掐的。有些已经结痂，有些还在渗液，有些是刚留下的，皮肤还是肿的、紫的。

“多处陈旧性骨折，肋骨、左前臂、锁骨。”白宇的声音很平，但语速比平时慢，“愈合不良，说明没有接受过正规治疗。死因是颅脑损伤——被重击头部，颅内出血。”

他停顿了一下，低声说：“这孩子，被打了很久。他才七岁，几乎一辈子都在挨打。”

凌霄站起来，走向阳台。孩子的父亲王建国蹲在角落，双手抱头，四十岁的男人，穿着皱巴巴的工装，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旁边站着一个女人——不是孩子的母亲，是他的新女友。

“为什么打他？”凌霄问。

王建国没抬头，声音闷在膝盖里：“他不听话。作业不写，偷吃东西，把家里弄脏……”

“他几岁？”

“七岁。”

“七岁的孩子，你打了多久？”

王建国沉默了很久，说：“离婚后。三年了。”

孩子的母亲叫陈秀兰，接到电话时正在外地打工。她赶到派出所时，浑身都在抖，嘴唇发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凌霄把她带到辨认室，隔着单向玻璃，她看见了王建国。

然后她跪下了。不是哭，是跪，膝盖砸在地砖上，闷响。

“我当初为什么不带走他……”她抓着凌霄的裤脚，声音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我为什么不带走他……”

三年前离婚时，陈秀兰没有工作，没有住处，法院把孩子判给了王建国。她每个月寄八百块抚养费，每次打电话，王建国都说“孩子挺好的”。过年回家，她看见孩子瘦了，王建国说“不爱吃饭”。她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