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致远看赵恒。“赵知县，临淄是上游。你怎么看。”

赵恒放下茶盏。“大人，临淄的百姓也急。春耕等不了。章程不定，上游不敢放水，下游等着用水。拖一天，两边的地都耽误。”他没说怎么定，但他来了。

林致远说知道了。赵恒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大人，周文炳大人在时，每年正月十五前定章程。定了，百姓就能安心备耕。”林致远没接话。赵恒走了。

乐安知县郑桓是亲自来的。乐安去年报上来的新垦荒地，有一部分是灾民回籍开垦的，按抚恤例免科五年，按户部新规满三年就该起科。钱穆压着等林致远回来定，林致远压着没定。郑桓说，百姓托了乡绅来问，问今年这块地到底怎么算。免税还是征税，征税的话征多少。他们等不到开印，开印之后就要备耕了。种还是不种，种什么，全看官府怎么定。林致远说知道了。郑桓便不再说，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

下午，乡绅来了。青州城里的，博兴的，临淄的，乐安的。有的递了帖子，有的直接登门。说的话大同小异——“大人初到青州，我等本该早来拜见”“青州百姓盼大人如盼甘霖”“界河的事闹了几年，百姓苦不堪言”。话都说得漂亮，但每个人的脚站在哪一边，林致远听得出来。博兴的口音替下游叫屈，临淄的口音替上游说话，乐安的口音两不相帮但希望尽快定下来。有一位告老还乡的，姓孟，前任山东按察副使，在青州有田产。他坐在椅子上，端着茶，慢慢说了一句：“林大人，青州的百姓不指望官府替他们做主，只指望官府别让他们自己打起来。”林致远看着他。孟老爷把茶盏放下。“周文炳在的时候，每年正月十五前定章程。定了，上下游都能安心种地。他走了，章程老了，没人敢动。”他没说“大人该动”，但意思到了。

送走孟老爷，林致远在书房里站了片刻。然后叫长贵。

“把拜年的人都挡了。就说本府出门公干，不在衙中。”

长贵应了一声，出去传话。林致远把案头的卷宗合上，起身往外走。经过廊下的时候，风灌进来，他把领口拢了拢。门口已经又有人递帖子了，长贵正拦着，说大人出门了，改日再来。林致远从侧门出去，没有带别的人，只叫长贵牵着马跟在后面。

从府衙到博兴县界河滩，快马不到两个时辰。出了城，官道两边的田里还覆着霜，麦苗趴在地上，灰绿灰绿的。路越走越窄，从官道拐上土路，从土路拐上田埂。马走不了，他下来走。长贵牵着马跟在后面。

河滩到了。

风从河面上灌过来，又硬又冷。他站在岸边，袍角被风掀起来。河水很浅，冬天水枯，露出大片滩地。滩地上覆着枯草和残雪，一直延伸到远处，和两岸的麦田接在一起，看不出界线。博兴在南岸，临淄在北岸。南岸的麦田一直种到水边，北岸的麦田也种到水边，中间隔着几十步宽的枯草和残雪。他蹲下来。手指插进冻硬的泥土里，抠出一块来。土是黑的，攥在手里一捏，散成碎末。河滩地，淤了几十年的肥土。他站起来，沿着河岸走。靴子踩在枯草上，沙沙地响。那排老柳树站在河岸边，枝干黝黑，光秃秃的，在风里一动不动。他走到柳树下，站住了。

树干上刻着字。不是一处，是很多处。深深浅浅，新新旧旧，刻的全是界字。有的刻得深，笔画粗粝，像用镰刀凿的；有的刻得浅，歪歪扭扭，像用石块划的。最老的那棵柳树上，刻痕叠着刻痕，树皮长合了又被划开，长合了又被划开。他伸手摸了摸。树皮是冰的，粗糙的，刻痕的边缘已经磨圆了。长贵牵着马站在不远处。

林致远在柳树下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往回走。靴子踩在冻硬的河滩上，一步一个印子。

回到官邸，天已经黑透了。他把旧靴脱下来，鞋帮上沾着河滩的冻泥，靴子是年里新做的，他把靴子放在门口，走进里屋。案头那本《时政录》还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