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十点，镇工商所的人准时来了。

带队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姓赵，方脸浓眉，说话公事公办的腔调，一看就是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干部。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办事员和一个县食品公司的检测员，一行四人，阵仗不算大，但也不算小。

赵所长把工作证亮了亮，开门见山：“宋伊人同志，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你的辣酱作坊使用病死猪肉作为原料。按照相关规定，今天进行现场检查，请你配合。”

宋伊人站在猪场门口，穿着干活时的粗布衣裤，袖口还卷着，手上沾着刚才给母猪做检查留下的泥痕。她看了一眼赵所长的工作证，笑着点了头。

“赵所长请进。有什么需要看的，尽管看。”

赵所长微微意外地看了她一眼。他干这行二十年，见过被突击检查的商户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反应大致分三种：哭天喊地的、拍桌子骂人的、拼命塞东西求情的。像宋伊人这样面带微笑、主动请他们进去的，少见。

他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带着人进了猪场。

宋伊人领着检查组从猪舍一路看到饲料仓库，从饲料仓库看到辣酱作坊。她走得不快不慢，每到一处都主动停下，让检查人员随意翻看、取样。

“这是我们的猪舍，分栏管理，母猪区和育肥区分开。这是每天的清洁记录，早中晚三次，当班人签字。这是饲料仓库，乡味牌中草药饲料，我们自己生产的，配方在墙上贴着。这是辣酱作坊，生熟分开，原料区和加工区隔着一道门。”

赵所长一边看一边在心里记。他不是没查过养殖户，但能把一个猪场管得这么井井有条的，他是第一次见。

猪舍地面干干净净，没有常见的粪水横流；饲料码放得整整齐齐，麻袋上还标了入库日期；辣酱作坊虽然简陋，但操作台擦得锃亮，生熟区用一道木门隔开，墙上贴着卫生操作规范——是手写的，但条目清晰。

检查进行到一半，赵所长开口了：“宋同志，举报信里提到的病死猪，你怎么解释？”

宋伊人没急着辩解。她从柳二娘手里接过一个牛皮纸袋，从里面抽出一叠材料，一张一张放在赵所长面前的桌上。

“这是近半年猪场的检疫记录，每头猪的来源、防疫时间、出栏时间，都有镇防疫站的盖章。这是防疫站下派的定点检疫员周海明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当场核实。这是辣酱作坊的原料入库台账，每一批猪肉的来源猪只编号、屠宰日期、入库数量，都有登记。”

材料摊了一桌子，厚厚一叠，每一张都有签字、有盖章、有日期。

赵所长翻开检疫记录看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不是因为有问题，而是因为太没问题了——这份记录详细到让很多国营养殖场都自愧不如。

他放下检疫记录，又拿起原料入库台账。翻了几页，他的目光停在了一行字上——那一行记录了一笔退货：某批猪肉因运输途中保鲜不到位被整批退回，后面有退货原因、退回时间、处理方式和经手人签字。

赵所长抬起头，重新打量面前这个年轻女人。

他来之前，心里对这次检查是有预判的。这种农村小作坊，卫生条件能好到哪去？病死猪肉这种事，十有八九不会是空穴来风。但他看完这些材料，忽然觉得那张举报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变得可疑起来。